都市圈内发展现代农业研究——以中原城市群为例

现代农业是创新农业,创新包括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创新能力内生于工业化和城市化,其基础是城乡一体化.中原城市群的农业属于维持型农业,工业化和城镇化水平较低,对发展现代农业的带动能力弱.中原城市群不仅要建立先进的制造业基地,也要成为发展现代农业的基地,在农业生产率、科技创新、国际竞争力等方面走在全省的前列,成为全国的示范.     

公共管理社区化:模式比较与路径选择

公共管理社区化是中国建构公共服务型政府的战略选择.源于体制惯性和政府偏好,政府在社区建设中选取了垂直整合方式,引发公共管理社区化失范问题.以理顺政府与社区关系为依归的各种改革模式,尽管取得了一定绩效,但都存在一定限度,其替代选择是社区公共事务分类治理.     

公共预算资金使用者的行为特征与竞争博弈分析

预算资金使用者的行为特征包括:组织结构上具有"科层制"特点,体现集团自身的利益取向,成本与收益度量模糊等.就其互动竞争结构而言,提供不同公共产品的资金使用者之间的竞争,作为一种"负和"博弈,将导致预算资金的非效率损失;而提供同种公共产品的资金使用者间的竞争,则可能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在改革思路上,可以循着共同治理的思路,推进三部曲的预算规范化进程.     

公共领域与合法性——兼论哈贝马斯合法性理论的主题

哈贝马斯在政治统治秩序的合法性问题上所持基本立场是,政治行动领域是根植于生活世界情境之中的,只有那些与公共领域具有实效性联系的政府行动才容易获得公众的支持与忠诚.可见,公共领城,主要是政治的公共领域与合法性密切相关.政权的合法性需要由政治公共领域理性地提供.这是哈贝马斯合法性理论的主题.哈贝马斯从两个角度详细论述了这个主题:在<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中,哈贝马斯着重论证了政治公共领域的衰落必然导致政治的合法性危机;而在<在事实与规范之间:关于法律和民主法治国的商谈理论>中,哈贝马斯则重点阐明了政治合法性的重建有赖于公共领域及其政治功能的重构.在哈贝马斯心目中,理想的公共领域应当被构建成一种能够提供自由、平等、开放的"民主商谈程序"的"交往共同体",公众可以自由而平等地介入其中,自由论辩以形成公共意见,借助公共舆论的监督功能将公共权力限定在合理范围内.并为政治的统治秩序生产出经过公众论辩、审视及批判的服从和忠诚.     

九江大桥坍塌事件中的政府危机管理探析

随着我国社会的转型,信息时代的繁荣,媒体及公众对政府危机管理提出更新、更多、更高的要求。如何应对公共危机成为政府行政的重要课题。九江大桥坍塌事件作为2007年6月刚发生的影响广泛而且损失严重的突发事件,为广东政府应对类似突发事件出了一道难题。本文主要从事件的危机定位与类型分析、政府危机前、危机中、危机后管理等方面进行论证,以期透过对政府在本次事件中危机管理过程的观察,从一定程度上检验出政府当今的危机管理能力,并得出启示。     

建设中国面向南亚物流基地的构想

目前正是建设面向南亚物流基地的大好时期,应趁势而上,进一步提高建设面向南亚物流基地的认识,统筹规划面向南亚的物流基地建设,加快中国连接南亚的国际大通道建设,做强做大现代物流企业,大力培养一批国际物流人才,加快口岸建设,实施大通关,建设面向南亚的国际物流信息网络,努力提高与南亚的对外贸易规模.     

“重庆抗战文化研讨会”述要

重庆市抗战文史研究基地成功举办了“重庆抗战文化”研讨会。会议呼吁加强对史料的重视,尤其是文学史料的整理与研究,既为矫治空疏的学风,也为奠定抗战文史研究的坚实始基。在新的历史观的激活下,重新开掘和阐发这些史料,堪称当务之急,并由此带来研究领域的拓新和研究方法的更新。中日文学关系与文论比较以及地方性的建构,成为研讨的热点。诸多金石之言,也为基地的发展提供了宝贵的借鉴。     

城市居民幸福指数的省际差异——沿海地区12省(区、市)城市居民统计数据的实证分析

为了全面揭示我国城市居民幸福指数的地区差异以及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我们导入能够反映居民基本生存环境效应所得和公共福祉环境效用所得的有关统计指标测定省际城市居民的幸福指数差距.实证结果显示,沿海12省(区、市)的城市居民幸福指数差距明显,其中上海、北京、天津、浙江、江苏、广东等生活在三大经济圈的城市居民享受了最高的幸福指数,这主要源于其经济所得较高;而沿海其他省份(如福建、广西等)城市居民的幸福指数虽远低于三大经济圈,但这些省份居民的基本生存环境效用所得以及公共福祉环境效用所得较高,且人口密度适当,人均享有的公共资源较为充裕,这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与三大经济圈居民之间幸福指数的差距.相对于经济所得的差距拉大效应,公共福祉环境和基本生存环境起到了缩减省际城市居民幸福指数差距的作用.     

商会的产生机理:一个利他主义的解释

对于只提供集体公共产品的商会来说,如果行业内的企业都是利己主义者,且加入商会完全自愿,则"搭便车"的行为会使得集体行动无法实现,商会的发生机制亦将成为难解之迷。假如行业中存在利他主义的企业,其利他行为将使其他企业意识到行业的共同利益,从而抑制各自的机会主义倾向。利他主义者的存在起到了一种"凝结核"的作用,他们除了付出物质上的代价去增进行业的共同利益外,还会付出时间和精力去游说其他企业,推动行业的集体行动。多数行业的市场结构是不完全竞争的,企业规模参差不齐,一些规模较大的企业对于通过集体行动来获得合作剩余有着更强烈的需求,为了增进自身利益和整个集团的利益,这些规模较大的企业会成为商会的发起人。     

公共危机中的信息传播"失衡"现象及其应对策略——从"非典"危机到汶川大地震的考察

从传播学的角度介入公共危机的研究,是一种新的研究范式.公共危机的发生,不但破坏了整个社会的结构功能,也对整个信息传播系统形成某种冲击和干扰,导致信息传播的"失衡".考察"非典"危机和汶川大地震中不同的信息传播方式可以发现,公共危机中发生信息传播"失衡"的现象将导致危机的严重恶化.因此,作为处理公共危机的主体,政府及其控制下的传媒组织必须发挥积极主动的效用,正确引导危机信息的传播,避免信息传播"失衡"的出现,才能有效解决危机问题.公共危机中的信息传播"失衡"不仅是社会信息传播系统是否完善的问题,而且是整个社会大系统之间的平衡稳定问题,与当前的"和谐社会"建构有着密切的联系.近年来中国遭遇的种种公共危机,在给我们带来种种灾难和痛苦的同时,也带来了学习、改进和创新的机遇.从"非典"危机到汶川地震的事实证明,中国的政府、媒体以及民众都在苦难中成长和进步,"多难兴邦"不仅仅是一种理想,更是一种现实的鞭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