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王韬的海外旅游活动及影响

近代时期,王韬前往欧洲和日本旅游,亲身接触外国的先进文化,对于开阔视野,形成近代化意识,奠定其著名思想家的地位,具有重要意义。     

中科院海外引智的多样化之路

2006年1月9日,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对来自全国各地的2000多名科技精英说,我国未来15年科技发展的目标是,2020年建成创新型国家,使科技发展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有力支撑.     

上海走出国门延揽人才

为加快提升上海市人才国际化水平,集聚更多海外高端人才,落实新一轮"万名海外人才集聚工程"计划,为上海"十一五"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更多的高层次智力支撑,推进上海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和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中心的建设,9月7日至19日,由上海市人事局、上海市外专局领导带队的上海市海外人才招聘团分别在美国旧金山、纽约、加拿大多伦多举行了3场海外留学人才招聘会.     

论社会保障国际合作的实现条件及其重要意义

社会保障国际合作是全球各国维护海外劳工社会保障权益的有效途径。不过,国家之间开展社会保障国际合作要具备四个基本条件:首先,双方互有适量的劳工往来;其次,双方的社会保障制度相对完善;再次,双方具备相应的财力和行政管理能力;最后,双方具有相互合作的意愿与动力。于是,通过合理的制度安排,社会保障国际合作不仅可以解决海外劳工面临的社会保障双重缴费、社会保障双重缺失以及社会保障待遇支付障碍等问题,而且有利于提升原籍国跨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维持社会保障基金的财务平衡以及减少人才的流失,还有助于东道国促进外籍劳工正规就业、打击非法劳工以及减少低收入国家的社会倾销,进而实现海外劳工、原籍国和东道国三方共赢。     

母国区域制度质量对民营企业海外市场进入模式的影响

  海外市场进入模式是跨国企业实现国际化战略目标的重要战略决策。虽然国内外学者已经意识到制度因素对新兴市场跨国企业海外市场进入模式的影响,但大多集中在对东道国制度环境影响的研究,很少考虑母国区域制度环境的复杂性,且缺乏相应的实证检验。         在此背景下,基于制度理论和社会资本理论,探讨母国区域制度质量对中国民营企业海外市场进入模式的影响机理。以规制差异和文化差异为调节变量,以社会资本为中介变量,构建母国区域制度质量与民营企业海外市场进入模式之间关系的概念模型,并以2015年进行海外市场投资的210家中国民营上市企业为研究对象进行实证研究。         研究结果表明,①母国区域制度质量与民营企业海外市场进入模式呈正相关关系,即所处的母国区域制度质量越好,民营企业更倾向于选择独资的海外市场进入模式;②母国与东道国间的规制差异和文化差异负向调节母国区域制度质量与民营企业海外市场进入模式的正向关系;③社会资本对母国区域制度质量与民营企业海外市场进入模式的关系起部分中介作用,即民营企业获得的社会资本越多,对市场信息等方面的把控能力越强,越倾向于采用独资的海外市场进入模式。         研究结果展现了中国市场分割情景下民营企业海外市场进入模式的独特性,拓展了国际商务领域对新兴国家制度环境的理解和认识,促进了制度理论和社会资本理论在国际商务领域的应用和发展。在管理实践中,民营企业在进行海外市场进入模式决策时,应充分考虑其所在的区域制度环境,同时也要善于构建不同类型的社会资本,以提高企业战略决策的可靠性和有效性。     

《先锋报》与长征的早期海外传播

1934年10月27日,《先锋报》刊发第一则长征报道,这则报道比范长江、陈云、斯诺、薄复礼、董健吾和长征亲历者的长征报道都要早。两年的时间里,该报持续刊发了145篇相关报道和9张图片,以多角度、多体裁的形式再现了一幅立体、动态的长征图景。《先锋报》上的长征报道具有重要的历史功绩:它打破了国民党政府长期对红军和苏区的新闻封锁,有效地建构了红军的正面形象,同时也广泛宣传了长征精神,较早地概括出长征精神的内涵;宣传"北上抗日"的政治主张,使红军长征师出有名,并为中共在艰苦条件下开展对外宣传报道积累了宝贵经验。     

董事会人力资本及其异质性与公司绩效

 董事会的组织建设一直是公司治理的研究重点。基于代理理论和资源依赖理论,已有研究针对董事会人力资本及其异质性与公司绩效间的主效应进行大量探讨。        在已有研究基础上,依据中国国情和上市公司具体情况,选择学历水平和海外经历作为董事会人力资本考察指标,探讨董事会人力资本均值对公司绩效的影响机制及其边界条件,并进一步研究董事会成员海外经历对董事会成员学历水平与公司绩效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将2009年至2015年沪、深A股主板和中小板上市公司纳入研究范围,筛选出1 386家数据完整的公司,将定性分析与定量研究相结合,运用Stata 14.0,采用多元回归的统计方法对假设进行实证检验。        研究结果表明,中国上市公司董事会成员人力资本情况对公司绩效具有重要影响。董事会成员平均学历水平的提升会促进公司绩效,学历水平异质性正向调节平均学历水平与公司绩效之间的关系;董事会海外经历成员占比的提高也会促进公司绩效,而海外经历异质性负向调节海外经历成员占比与公司绩效之间的关系;董事会海外经历成员占比负向调节董事会成员平均学历水平对公司绩效的影响,即随着董事会海外经历成员占比的提高,董事会成员平均学历水平对公司绩效的正向影响减弱。        研究结论丰富了董事会组织行为的研究,创新性地提出董事会人力资本对公司绩效作用的边界条件,完善了董事会治理结构的标准,揭示了中国上市公司董事会在专业化的基础上提升国际化水平这一必然趋势,对上市公司加强董事会人才队伍建设、优化治理层人力资本水平、实现更高绩效目标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高管海外背景与企业社会责任

 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是与利益相关者建立互信关系、获取竞争优势、促进企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方式。在经济全球化和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不断深入的宏观背景下,具有海外背景的管理者在企业中扮演愈发重要的角色,特别是对于新兴市场国家。已有研究探讨高管海外背景对海外融资、对外投资、跨国并购等的影响,尚无研究关注高管海外背景对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影响。        基于高阶梯队理论,从高管个体特征视角研究高管海外背景对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影响。选取2010年至2014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结合手工收集的高管背景特征信息,使用OLS回归、倾向评分匹配法和Heckman两阶段回归方法检验高管海外背景与企业社会责任间的内在联系。        研究结果表明,高管团队的海外背景显著影响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相对于无海外背景高管的企业,拥有海外背景高管的企业其社会责任评分更高、评级更好;当企业高管团队中拥有海外背景的高管人数越多、在高管团队中的比例越高时,企业社会责任表现越好;当企业面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更大时,高管能依赖用于理性判断的信息更少,此时作为高管认知结构和价值观念代理变量的海外背景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更强。在解决了潜在的内生性问题和样本选择偏差之后,该结论依然成立。        通过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将高管海外背景的经济后果拓展到企业社会责任领域,为高管海外背景的研究提供一个新的视角,并从个体层面拓展了企业社会责任影响因素方面的研究,为新兴市场国家的企业社会责任作用机理提供新的证据。从现实意义上,研究结论为国家海归人才引进政策、企业高层次海外人才招聘和选拔提供了新的证据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