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氏冥通记》的小说原型与文化认识结构

《周氏冥通记》是一部使我们深入思考宗教与文学之间根源性关系的著作。其文本主体可看作是周子良和他的大他者(the Other)陶弘景两人。书中呈现的各类小说原型在著名志怪、传奇作品中皆有出现,并在主题、结构等方面都存在共享或接受关系。《周氏冥通记》所具有的小说原型,在其深层铺垫着官僚制、继世的死后世界观、报应观、轮回观等,这些宗教说法有机地融合在一起形成了六朝社会整体的精神史基础。     

试论《水经注》在中古汉语词汇史研究上的语料价值

郦道元的《水经注》成书于北魏时期,是研究中古汉语的一部重要语料,书中出现了很多中古时期的新词和新义。书中异文突出反映了一些常用词在中古时期的更替现象。从汉语词汇史的角度看,《水经注》一书中的词汇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     

《千年之痒》与知识分子的精神史

吴昕孺的长篇小说《千年之痒》讲述了知识分子乌去纱跨越少年、青年到中年的心路历程。乌去纱的生存变迁实则对应了生于20世纪70年代的知识分子的青春成长史、现代都市中的情爱史,以及在欲望时代中的命运史。《千年之痒》展现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城乡社会与时代的发展变化,揭示了日常生活的本相和当代人的精神图景。     

《魏晋五言诗研究》评介

宗白华先生曾说,汉末魏晋六朝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因此也就是最富有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P208）引这一说法得到了学术界的普遍认可,也激发了学者们对这一时期艺术的探究。王今晖博士的新著《魏晋五言诗研究》,就以睿智的见解和精妙的赏析很好的阐释了魏晋时代的“艺术精神”在诗歌方面的具体表现。依笔者所见,此书的睿见与妙赏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中国的美国史学史研究“进步的一个标志”——《鲁滨逊新史学派研究》读后

现当代西方史学研究在当代中国史学史研究领域受到相当的重视,研究著述不断问世,它极大推动了中国当代史学观念的更新和史学的变革发展。李勇所著《鲁滨逊新史学派研究》(安徽人民出版社2004年出版)是当代中国西方史学史研究中的又一新作。它不仅深化了对鲁滨逊新史学派的研究,而且,也推动了大陆的美国史学史研究的进步。由于笔者对西方近代以来的史学缺乏研究,因此,难以对此著作全面深入的评述,只能谈些个人拙见,不当之外,尚希见宥。如上所言,现当代西方史学在目前的史学史研究中受到相当重视,但是,由于各种原因,这种重视局面的发展是不平…     

魏晋南北朝社会史研究的新成果——《嬗变中的婚姻——魏晋南北朝婚姻形态研究》序

我和洛阳工学院薛瑞泽博士相识,已有不少年了。薛瑞泽博士出身于秦汉魏晋南北朝史名家高敏先生门下,在洛阳市地方史志办公室长期工作,参加了《洛阳市志》、《洛阳———丝绸之路的起点》等书的编纂,成绩显著。转到洛阳工学院后,1997年出任该院河洛文化研究所所长,专心于历史文化研究。他自研究生时期就注意探索魏晋南北朝的婚姻史,十余年间,陆续发表了《三国婚姻重视门第说商兑》、《试论三国婚姻的政治性》、《魏晋南北朝婚龄考》、《试论魏晋南北朝的婚姻法规》、《魏晋北朝婚姻中的二妻现象》、《试论魏晋南北朝再婚问题》、《北朝婚姻简…     

山西移入民生活史与社会变迁——以李太的口述史为例

移入民村是山西乡村社会的一道重要景观,移民群体迁居山西的日常生活是研究移入民历史的活态文本.本文以山西长治林村移入民李太的生活历程为例,通过对其逃荒、定居、最终走向政治领域的生活史进行调查, 结合口述史和相关社会历史资料进行整理与分析,从微观的历史细节,探求山西移入民融入地方社会的复杂进程.     

开展工程结构灾难研究刍议

国内对工程结构灾难的研究甚少 ,今后应开展灾难史料的收集和重现 ;失事模式的研究 ;灾难性质的分类及责任分级 ;坏事向好事的转化 ;灾难发生的规律性探讨以及灾难的预防、监测与控制等方面的工作     

“传播”即“政治”——“政治传播”视角下的中国传播史研究框架

从政治传播的视角出发,通过对中国大众传播史的梳理和研究,认为"传播即政治"的命题在中国大众传播史的视阈下显著呈现。中国大众传播媒介的生态始终融合在政治生态中,各个时期的政治结构是大众传播媒介的底层结构,其所呈现出来的各种现象是当时政治活动的一种反映。中国大众传播史在各个历史时期不同程度地诠释着"民主""专制""新知""启蒙""解放""革命"等政治核心话语。具体表现为大众传播媒介的诞生和演进是在"民主"和"专制"两种框架的碰撞下演绎叠进的;在社会制度交割的关键时期大众传播媒介总是扮演着"新知""启蒙"与"解放"的工具之角色;其在历史发展的多数时期作为"阶级斗争"工具而存在;目前正在经历基于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媒介革命"。     

韩国书院的历史与书院志的编纂

中韩两国书院的发展历史与文化功能有很大的差异,受其影响,两国书院志的编写体例也不一样。韩国书院志的编纂始于16世纪中期的《竹溪志》的编纂。《竹溪志》的体例是以与书院有关的记录为中心的。而17世纪的《西岳志》和《庐江志》逐渐趋向于以人物为中心。18、19世纪的书院志则主要收录了许多为祭享人物辩护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