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书装史研究述评

中国古代书装史研究成果有近百种,其中最集中的是图书装帧形式,视角较为独特、新颖的,有文化、对现实的影响、装帧与时代的关联等。不足之处主要是学界存在不少重复介绍古书装帧形制的作品,具体内容、理论方法、认知模式、资料整理、研究队伍与结构等亦有待改进之处。     

文学经典的颜色革命——《子夜》接受史中的瞿秋白

红色经典是存活在特定历史时空中的特殊群体,能成为经典首先源于其被染色,即红色的坚强附着。红色经典存在艺术质量与其它经典同样高超的杰作,但红色的获得和坚守却先在地定格其地位,也放大其经典的魅力,更生成别样的艺术张力。因此,是颜色政治学的存在造成了文学史上颜色化的文学经典。对瞿秋白与《子夜》接受史的互动考察,意义也在于此。     

生活史视野下的苏格兰启蒙运动

苏格兰是18世纪启蒙运动的另一重镇。苏格兰启蒙运动在20世纪的下半叶成为西方学界一个重要的研究题域。然而,无论是自然法研究传统,还是公民人文主义研究传统,抑或＂意识形态的＂、＂文化的＂、＂知识的＂诠释方式,由于不同程度忽视了社会生活环境与思想的互动,都难以对苏格兰启蒙运动做整全性的解读。通过考察18世纪苏格兰启蒙运动的历史背景,可以逻辑地再现其思想与情境的互动：基于恶劣的自然生存条件,苏格兰启蒙运动首先是一种生存论关怀;与法、德等欧陆启蒙运动不同,苏格兰启蒙运动是一场政治转型已然完成的后革命启蒙,其主要关切不再是政治革命而是经济与社会的发展;资助、公共生活等生存情境深刻地影响着苏格兰启蒙运动之稳健、渐进、调适的思想取向。     

《南亚研究》注释体例北大核心CSSCI

一、中文1.专著王宏纬:《尼泊尔——人民和文化》,北京,昆仑出版社,2007年版,第53页。2.编著林承节编:《殖民主义史:南亚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2~15页。3.译著[印]阿马蒂亚·森:《惯于争鸣的印度人》(刘建译),上海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150页。4.报刊赵干城:《中国对印度战略浅析》,《南亚研究》,2008年第1期,第5页。《中印两国在新德里发表<联合宣言>》,载《人民日报》,2006年11月22日。     

古代自传文的文学价值

本文追溯了中国古代自传文发展的历史线索,挖掘了自传文的历史价值与文学价值。     

1978年以来的北京史研究综述

本文梳理了1978年以来北京史研究的学术发展脉络,并结合中国城市史研究所面临的问题对北京史研究进行展望,建议开展"城市环境史"的研究。     

陶器之道，开天辟地（上）——上古四千年伏羲族历法史

本文为“伏羲学”系列论文之一。作者运用遗传学、考古学、文献学三重证据,论证了上古华夏区域四大族群的不同文化特征：西部伏羲族是唯一的彩陶族,东部黄帝族、东夷族、南蛮族是三支玉器族。进而根据百年考古出土的大量彩陶纹样,论证了公元前6000年伏羲族在祖地甘肃天水大地湾历法“开天”,伏羲支族在先仰韶-仰韶-龙山公元前4000年（公元前6000年至公元前2000年）东扩“辟地”,伏羲族历法和彩陶随之东传到东部三支玉器族。龙山末期（公元前2000年）黄帝族南下入主中原,征服伏羲族、东夷族、南蛮族,建立夏朝。     

口述史作为方法：何以可能与何以可为——以新中国工业建设口述史研究为例

“作为方法”,从涂尔干的角度出发,不过是将某种东西或路径视为获得普遍性知识的手段而已;而沿着米尔斯提倡的社会学想象力的锻造意蕴出发,则意味着如何将具体情境中的“个人困扰”转化为社会结构上的“公共议题”。借助“新中国工业建设口述史（料）”,厘清“将口述史作为方法”的两大任务：前者涉及何以可能,即如何通过个体的口头叙事及由此建构的命运共同体的集体记忆,实现我们对一个时代及其上所承载的宏观社会结构及其变迁的理解;后者关乎何以可为,研究证实,尽管有关历史或事件的口头叙事的主体是个人,但通过口述史研究能够激活命运共同体及其成员的认同感,建构起值得叙事的一个时代的社会与文化记忆,并实现代际间文化传承的历史任务。     

生态环境史的学术界域与学科定位

本文对环境史的学术界域和学科定位问题进行初步探讨。作者将“人类生态系统”视作环境史学的一个核心概念,并据此对环境史的研究对象做了新的界定,对环境史进行了新定义。文章对环境史与相邻学科(特别是历史地理学)之间的异同进行了辨析,指出:环境史将环境和社会视为相互依存的动态整体进行历史考察,从人的文化和生物双重属性出发重新审视人类的历史,无论就学术指向、理论方法、话语体系,还是就编纂叙事方式来说,都不同于以往的历史研究,具有自己的独特性质。     

口述史学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史研究

口述史学方法是研究历史的重要方法之一,对于研究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史具有重要意义。该文结合口述史学的特性,分析了兵团口述史研究的现状,对兵团口述史研究存在的问题作了阐述,指出研究队伍中缺乏专门人才,研究范围狭窄,获取资料的方法科学性不强是存在的主要问题,提出要加强研究机构的合作,提高口述史研究队伍的专业化水平;在收集口述资料时尽可能保证其科学性,在研究时注意兵团口述史研究的范围及对象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