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学人的理学救国论--以汤用彤、唐文治、贺麟为中心

民国时期,在新文化运动提出“打倒孔家店”的背景下,有不少学者积极推崇作为儒学重要组成部分的宋明理学,汤用彤、唐文治、贺麟甚至把理学看作救国治世之良药,并且与民族气节联系在一起,这不仅是民国时期对于理学的一种深入解读,有益于理学乃至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传承和发展,而且有助于凝聚人心,弘扬民族气节,形成社会的重要精神力量。尤其是,民国学人提出理学救国,可以为今天的学术研究提供新思路;把理学与民族气节联系在一起,有益于当今的文化建设与复兴。     

陈樵理学思想摭鳞

陈樵是元末一位独具创见的理学大家。他以“屏去传注,独取遗经”的治学路径,从六经入手,精探其理四十余年,直指淳熙以后群儒的学说与洙泗伊洛不类。他提出了“心之精神曰性”的观点,认为“心之精神曰性,神者性命之本”,指出淳熙以后的学者把自己的意思强加于洙泗伊洛之学,造成了“客意胜而经愈不明”的理论纠结。陈樵还把“理一分殊”这一命题提高到儒学之本的高度,认为淳熙以后学者（主要是朱熹）在看待“理一分殊”时,将“仁义礼智”看作成形于天地之先,把“性”看作侧隐羞恶之情,而这与洙泗伊洛之学的宗旨相左。陈樵认为,“理一分殊”是孔子之一贯,是洙泗伊洛之学的会要和根本;他还以“枳”来比喻“理一分殊”,形象而生动,使“理一分殊”的含义变得简单明了。     

论宋恕对理学的批判及其改造儒学的思想

宋恕利用儒学对国民深刻的影响,试图通过对理学的批判并将儒学加以改造,以恢复儒学的经世实质；他更希望将西学与传统的儒学相结合,利用西学中的改革和民主思想,促进儒学的近代化,从而成为批判社会现实的思想武器。事实上他这一思想与当时戊戌维新的变法主张是一致的,皆为“中体西用”的模式。     

杜诗典范与清初诗风的递嬗

清初诗坛的学杜现象是诗学发展合乎逻辑的结果,亦与明清之际的社会现实相关。清初诗人继承杜甫的“诗史”精神并发扬光大,并对如何学杜进行了探索,为继承学习古代优秀诗歌传统提供了有益的经验。     

朱熹文学思想论略

宋明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从理学视角对文学作了独到的探讨与阐发,形成了理学与文学圆融浑成的文学思想.其文学本体论以"文从道中流出"为核心;其文学创作论强调"高明纯一"、"平淡自摄"、"真味发溢"、"从容于法度之中";其文学批评论主张"中和"、"知人论世".朱熹的文学思想标志着儒家文学思想发展的一个新阶段.     

内向与超越——刘宗周视域中的“四句教”

"四句教"作为阳明学的核心表述,在王阳明生前已有争议。尤其是对"无善无恶"之说的不同诠释,在使得王阳明先验道德哲学解构的同时,更为心学的进一步禅化埋下了伏笔。刘宗周作为"理学殿军",目睹阳明学之流弊。他借助于理学、气学的理论资源,以"意"为中心,通过整合理学诸范畴,在蕺山学视域中,批评了"四句教"中对"意"的定位,将"意"提升至本体高度,并区分了"意"与"念",将"知""好"皆纳入"意"中,"意"由此得以从本体界贯穿至经验界,将儒学心性论所欲凸显的人的主体性推向了极致。这种改造使得心学更加内向,也更加超越,对于客观世界却更加无力。这导致刘宗周在通过"意"确认人的自由意志的同时,为了统一成德标准,又不得不回归到"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走向了阳明学的反面。在一定程度上,将阳明学所忽视的客观世界无意间带入蕺山学中,埋下了反理学的种子,为明末清初学风的转变开辟了道路。     

李侗:从“外王”通向“内圣”的引导者

长期以来,学术界认为李侗只是作为朱熹的老师而彰显于世,其实李侗在"道南相传"、"内圣"学说的理论建构,以及宋代理学思潮的发展趋势上都有极其重要的贡献。李侗一生中担任三个主要角色,一是从洛学到闽学的传播者;二是价值论与认识论相互贯通的"内圣"思想构建者;三是从"外王"走向"内圣"的引导者。三个角色依次递进,从而把道德价值论和认识论成功地结合在一起,为朱子理学结构中的"内圣"和"外王"的相互贯通提供了理论准备,也把儒学的"内圣"学说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     

基于理学类本科生特点的就业指导策略

理学类学生具有学习基本功底扎实但综合能力较弱,思维严谨缜密有耐心但思想不活跃,考研目标较高但职业生涯规划不明确等特点。基于此,应针对不同年级的学生全面开展就业指导,对高年级学生实施导师制重点开展全员育人工作,突出开展专业知识竞赛和专业技能训练,心理咨询与就业指导结合做好毕业生就业调适与辅导,针对学生的不同意愿和情况分类开展就业指导工作,开展校企合作和大力推进创业教育工作,以促进理学本科生就业和提高就业质量。     

司马光与理学关系之再讨论

司马光与理学的关系问题是一个争论了近千年的学术公案.从新儒学发展理论建构的视角来看,尽管司马光藉由中和论建立了一个思辨性较强的思想体系,对于理学的保护与传承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因其在体用思维这一根本点上的缺失,致使无论从其哲学的思辨性、义利观,还是其对佛道的态度来看,皆与张载、二程等理学家有相当的距离.基于其独特的经典选择和理论特点,不可简单地将其归于理学家的行列,所谓的司马光属于“理学之重要创立者”、“理学之偏师”和“理学非主流派”的说法,都是难以成立的.     

融会知新 明体适用——吕柟理学思想特质简论垦智

吕柟理学在其实质上就是以“理气非二”为根本、以“躬行实践”为进路、以“心事合一”为目标的躬行实学，就是主张道德践履与事业实务的贯通为一，强调内在的德性之实有见之于外在的事业之实务的“明体适用”之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