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理学家建构儒家信仰体系的得失

主持人的话(张金岭):宋代理学研究是一个历久弥新的课题,关于宋代理学的内涵、价值、意义及其是非功过皆可做大文章。在当今"国学热"的情势下,我们加强对宋代理学的研究是自然之事。正如西哲克罗齐所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我们对宋代理学的当代研究和考量,都是源自关于中国文化自身命运的深层思考,探寻其存在和发展的合理性,以及发扬光大的可能性,也即何者当存?何者当废?何者又要发扬光大?何者需要加以扬弃?而今全球化的潮流大浪淘沙,民族性的东西能否经受住外来文化的冲击,在树欲静而风不止的世界格局中守住自我的根基并"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地更新发展,是中国人需要破解的根本课题,也是关涉中华民族文化存在价值的大问题。在此思考中,重估宋代理学就占有举足轻重的位置。其实,今天我们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和思维习惯,都与宋代理学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宋代理学的许多东西已经内化为我们民族的文化基因和集体潜意识,可谓"百姓日用而不知",学术界、思想界不可不深思之,时常检讨之。这里刊出的四篇论文就是围绕宋代理学的历史地位和当代价值以及传统的现代转型进行的深入讨论。因此,站在中国现代化的立场上,抱着返本开新的态度,对宋代理学价值进行重估,是有意义的。固然,我们并不奢望解决所有问题,而是从不同角度发表自己的研究心得,期望以此促进宋代理学研究。     

论施璜对清初徽州理学及书院文化的贡献与影响

清初,徽州理学界开始了一场以程朱之学为宗、清除心学派影响的传统理学复兴运动。在这场文化运动中,施璜是一位颇具影响的人物。在思想上,施璜尊崇程朱理学,是一位忠实的朱子学信徒。为重振朱子之学,施璜积极投身于紫阳、还古两所书院的讲会活动,参与书院建设,在书院的配祀安排、讲会规约等方面强调以朱子学为宗,以确立传统理学在书院中的主导地位。同时,他还注重人才培养,不断接引后学。经过施璜等人的努力,宗奉程朱之学的新安理学在徽州一度得到复兴。     

论北宋理学家的庭园山水境界

北宋理学家的庭园山水境界是宋人"以哲思对山水"的显著反映,是理学宇宙观与人格观在庭园山水审美中的浑然统一:依据"理一分殊"之旨而重建天人体系,使小小庭园亦显现着宇宙的本体而涵纳万有;"观造物生意"不仅是在园景观物中体味宇宙运迈的自在生机,更表现着主体明心证道而融道德于审美的人生境界;理学关于"孔颜乐处"的理想人格的树立,使游园观物中与天地万物同流的"天人乐"具有了超道德的宗教性深度,丰富了宋人庭园山水境界的内涵,也深刻影响着明清园林美学的风貌品位。     

论刘蕺山对理气论的重塑

刘蕺山的理气论是针对晚明理学之弊而发。为解决理学出现的种种弊端,他从重新诠释体用思想开始,以合一思维取代分解思维。针对朱熹的理气论,他提出理气相即的思想,把理气论最后落脚点落在气上,重视气的承载性。他又把其理气论贯入心性论,通过性情、意念等概念的重新诠释,来解决理学心性论出现的问题。辗转救治之下,他所建构的重气的理气论开启了理学由虚向实的走向,成为明末清初学术转向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环。     

地域文化视野下的金代西京刘氏家族文化特征论

金代西京为辽金时期的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之一,具有深厚的文化基础和社会影响。西京又是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的交接地区,既有少数民族性格纯朴豪放,又有中原家族重视读书教育的多元特征。西京刘氏家族秉持地域文化传统,耕读传家、崇儒重教,对金代科举文化、理学传播、史学传承、文学创作等方面作出重要贡献。刘氏联姻家族也表现出重科举、重文学、重操守、重吏能的地域文化特色,在金代士大夫阶层形成强大的文化影响力。     

《金瓶梅》与《歧路灯》比较研究之我见

在对以往发表的《歧路灯》与《金瓶梅》比较研究的文章进行评论的基础上提出,在成书方式上,《金瓶梅》是“有所依傍的非独立的文人创作”,《歧路灯》是“无所依傍的独立的文人创作”。这是《歧路灯》对《金瓶梅》在成书方式上的超越和发展。在“对小说写‘性’的认识之比较”部分提出,在中国古代小说史上,《金瓶梅》写性,是对小说主题、题材的重大开拓;在中国性文化史上,也具有很高的认识价值和研究价值。《金瓶梅》大写特写性,是作者对理学思想的蔑视和否定。李绿园与《金瓶梅》的对立,是理学和反理学的对立。     

晚清湘军人物的文化品格研究

晚清湘军人物在追求“圣贤-豪杰”的理想人格框架下不避个性与私情,在晚清政局变幻和同治中兴中展示其独特的文化品格,分别在个性与合作、守道与救时、忠诚与血性、疏狂与狷守四个方面诠释了湘军人物的理学气派、地域特色与个性魅力,为总体解释晚清史提供了一个文化心理的分析视角,全方位展示了晚清湘军人物的乡贤气象、公义私情和晚清政治面相,但终究无法阻止晚清政治的衰变。     

“三阳皆失位”何以解“未济男之穷也”——从《周易程氏传》引文看理学诠释特色

程颐在对《未济》卦注释中突破其一贯不引别家的体例,记录了来自成都隐者的"三阳皆失位"一语。这个特殊的引用现象从来源和内容上遭到了以朱子、俞樾为代表的历代学者的质疑与批评。"三阳皆失位"自身并无特殊之处,但是综合考察其诠释的特殊语境,可以认为程颐试图通过该解释对自身易学诠释特征做出一定指引,即抽离于《杂卦》性别特征鲜明的文本,从更加整体、更加根本的角度对天地运行规律进行表达。这种诠释中对于具体概念的发散性解释普遍存在于理学的各种注释中,也构成了宋学与汉学的重要区别。     

孟子后道统“不绝其传”还是“不得其传”——兼论理学道统“不得其传”说的确立

唐代至宋代道统说内涵并不完全相同,甚至迥异。这主要和韩愈提出的道统“不绝其传”还是“不得其传”的阐释理路有关。如果说宋初之前学者主要是倡导“不绝其传”的话,自二程至朱熹则奠定了道统“不得其传”的一面。如宋初柳开、孙复、石介等人均还是以“不绝其传”为依据建构儒家道统谱系的,皆以道统后继者自任。至理学兴起,程颐等开始倡导道统“不得其传”说,道统上接孟子,度越汉唐,以孟子传道者自任。至朱陆争胜门户,朱熹方奠定了理学道统“不得其传”说。究其源,最初韩愈认为孟子后儒道“不绝其传”——韩愈对荀子、扬雄等都非常重视,时人曾以韩愈比附扬雄,改为“不得其传”后,一字之别,造成了不同的阐释理路。     

论王夫之对“文”的理论贡献

明清之际的大思想家王夫之在整个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通过对有史以来整个中夏文化的深刻反思,从民族生存与发展的角度提出了自己系统的关于"文"的学说,认为"文"是人类在实践中所创造的各种具有审美意味的文化形式,它体现了个体、民族乃至全人类的丰富的精神活力,不仅能引人反思历史,珍爱族类,还能激发人们对未来的忧患与向往之情。"文"确立了人的维度,使我们在个体行为上可以期待美的理想,在族类的努力中可以期待繁荣昌盛的未来,在人类的创造中可以期待永恒。王夫之关于"文"的理论既体现了人类普遍的审美诉求,又极富民族文化个性,对于构建当代和谐文化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