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诗犹爱邵尧夫——论辛弃疾的诗歌创作

辛弃疾南归后在思想上受到理学思潮的影响,加之其退居时期自解自慰心态的需要,故而更多地服膺于邵雍观物识理、“吟咏情性”的思想和诗学观念,并取法于邵雍的“康节体”诗,走了一条与其词的创作并不相同的道路。然尽管如此,辛弃疾在诗歌创作中写其退居心态,直抒胸中志趣性情,亦能关注社会人生,风格则或平易朴拙,或奇崛傲峭,多有可观,因而仍是正确、全面地认识和理解辛弃疾思想性格和心灵世界的重要窗口之一,虽然他的诗歌创作也一如邵雍,不免时有一味说理,较乏形象,过于直白的缺点     

意动心理学与内容心理学争论之始末

意动心理学和内容心理学之争是心理学史上的第一次争论。争论主要围绕心理学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心理的分类等方面展开。争论始于布伦塔诺对冯特心理学理论的几方误解,终而促成试图解决争论的二重心理学的产生。     

孔颜乐处与天地境界——从“接着讲”看冯友兰的境界观

“孔颜乐处”是宋儒关于圣人境界的一种学说系统。冯友兰“接着”孔颜乐处开出了“天地境界”。这是冯友兰对中国哲学和世界哲学的贡献。     

苏轼、朱熹文艺观之比较

在封建社会的转型期，苏轼以其自由不羁而又思无所依的文艺创作和生命实践，建立了自由文艺观；朱熹则从调整意识形态、再造封建秩序的历史要求出发，建立了理学文艺观。二者如双峰并峙，各领风骚。理清其深厚的内涵，对研究封建社会后期文艺有着正本清源的作用。     

刘宗周“慎独”说与经学相结合的思想

刘宗周提出"四书"、"六经"之道慎独而已的思想,把"慎独"说与经学结合起来.认为"人心有独体",主张读经书以求吾心,强调"六经"之教皆以阐发人心之蕴.其目的是为了纠正当时不良的学风、士风,希望通过内省的慎读修养,使人人从善去恶,以解救世道之弊.刘宗周批评了朱熹和王阳明不讲慎独的弊端,认为"四书"、"六经"之道即是慎独,把经学与慎独说结合起来,体现了其经学思想的特色.他融会经学、理学及心学,对宋明理学加以系统的总结和融会贯通,体现出其在理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唐鉴讲学京师与晚清理学群体的形成

清成同年间,曾经衰弱不振的程朱理学一度出现复兴的局面。而这一复兴局面的出现肇始于道光二十年（1840年）唐鉴内召为太常寺卿、讲学京师,以他为核心,从其问学的倭仁、曾国藩、吴廷栋、何桂珍、吕贤基、窦塘等在京士人形成为一个理学群体,开启了晚清程朱理学复兴的风气。     

徽学新说

徽州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近些年来．徽学研究不仅在我们徽州“热浪滚滚”,就是世界各地,也已研风日盛,成为一门“显学”。我们徽州先后成立了戴震学术思想研究会、程朱理学研究会和胡适思想研究会（绩溪）,并且年年有活动、岁岁有宏论,可谓成绩卓著,硕果累累。我有幸参加了朱子、戴学的有关研讨活动,学习了不少知识。但也感到有点困惑,即：朱熹的学术思想和戴震的学术思想是“反其道而行之”的,往往开朱子会时不免要“扬朱抑戴”：而开戴研会时,又得“扬戴抑朱”     

徽学动态

市程朱理学研究会会长、黄山学院教授汪大白10月10目在《人民日报》发表《徽州文化的今生》署名文章,认为徽州文化是区域性和民族性的统一,传承性和创新性的统一,适用性和先进性的统一。徽州文化的发展繁荣,主要靠外向拓展与内向聚敛,既勇于开拓进取,又善于兼容并蓄。既勇于理论创新,又善于人生经营。徽州文化的最大特色是关注民生、注重实际。徽州文化为当代文化建设提供了重要启示：致力意识变革,转变思想,更新理念。     

清初纪事本末体史书特点论析

清初史学,极为繁盛,纪事本末体史书较之以往有了长足发展,逐步奠定了广辑史料、史论结合以及详于考证的历史编撰的新格局.系统考察这一时期该体史书的编纂特色,不仅有助于准确评定其在清初史学上的地位,对于探索中国古代纪事本末体史书编纂的演进历程,也有不容忽视的意义.     

乐:理学美学的终极关怀

天人合一不仅是理学建构的终极目的,是理学范畴体系的完成,也是理学美学所追求的最高目标和要达成的最佳境界,而这一境界主要是通过“乐”来体现的。理学家对“乐”有自己的独特认识。他们一方面继承儒学前辈忧乐天下的精神,以大悲襟怀关注现实人生;另一方面又对“孔颜乐处”从本体论层次上加以阐释,从而为士大夫的理想审美人格找到了形上之终极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