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初民间理学:以孙奇逢与张履祥为对象的考察

孙奇逢与张履祥都是清初著名的民间理学家,儒学气象分别受到燕赵文化、吴越文化的熏染,展现出侠客精神与书卷气息的不同。在学术宗旨上,张履祥恪守程朱,孙奇逢却先陆后朱,主张和同。张履祥成为民间学者与夷夏之辨思想的关系甚大,孙奇逢却在理论上推动了汉族士大夫与异族新王朝的合作。然而,他们都是实践理学的代表,对推动清初学风转变及民间理学形成作用巨大:张履祥从理论上为民间理学的确立开辟了道路,孙奇逢的讲学活动则对当时学风的实际扭转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     

试论顾炎武的"经学即理学"思想

宋学崛起,将流传千年的汉唐经学"整体推翻",而清代汉学复兴,学者又要将宋明理学"整体推翻",在此背景下,顾炎武提出了分判"理学"、"经学"的标准。顾说"古之所谓理学,经学也","理学"是"义理之学"的缩语,他的话是对宋明理学尊严的粉碎,是清初思想之一大解放,反映了一代宗师转移和引领学术方向的智慧,而其目的,则在"明学术,正人心,拨乱世,以兴太平之事",其治经宗旨,就是通经以致用。     

论王岱舆关于儒家悖论之思想

王岱舆在《正教真诠》中,系统地批评了儒家尤其理学思想家在理(性)与气方面的思想理论,指出“理本气用”与圣贤气禀论,“理同气异”与“理异气同”之间存在矛盾或悖论,并认为,性善、性恶、性三品的界说,以及由此引发的分歧使民众在道德修养方面难以适从。经过王岱舆的质疑与批评,宋明儒学理论上的诸多矛盾暴露出来。王岱舆由于以伊斯兰文化为背景,因此能够发现儒家理论中的一些矛盾,尽管他这方面的批评和解构或有可斟酌之处,可是其与人为善的动机和研究的成果不容置疑。     

评《科举理学化——均田制崩溃以来的君民整合》

在中国两千余年的帝制时期,现实生活中国家权力与基层社会之间关系怎样？它们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作为国家权力与基层社会关节点的士绅阶层是如何形成的？这些问题,一直是研究中国社会史和中国历史的重点之一。     

无我之我：试论理学之伦理自我观

文化心理学的兴起说明文化是心理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自我是一个主导着心理活动各个方面的、可以集文化与个人于一体的概念,通过对文化与自我关系的研究,可以更深刻地理解文化对人的心理过程与行为的影响。在以理学伦理自我为代表的中国传统自我心理学体系中,中国人的自我具有伦理的、关系的、无我的特点。     

敬与静--二程"主敬"思想对先秦儒家之"敬"及佛道"静"的思想整合

“敬”作为儒家思想中的重要范畴之一，在治学修身治国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从先秦儒学发展到宋明理学，敬的内涵和功能发生了重大变化。在先秦，人们将“敬”看作治国的一种必备德行，是礼和仁的内在要求。就修身而言，它是目的而非手段。二程吸收了佛道二教静坐的修行方法，将佛教的“禅定”和传统儒家的“诚”相结合，赋予“敬”新的内涵，将其作为明理存诚的根本方法。此外，敬还是修身养性、入道入学之本。二程“敬”的思想被朱熹继承吸收，成为程朱理学穷理尽性的工夫和方法。     

郝浴思想三论

郝浴的思想十分丰富,有三点特别值得我们注意:一是他曾经对理学进行过广泛、深入的研究,并且颇有心得;二是在广泛涉猎的基础上,他找到了由二程上溯孟子的门径,并且依此门径刻苦钻研《孟子》及《二程遗书》;三是以天下为己任,以"致知格物"为思想核心和立身之本。     

试论清初统治者的重武轻文意识

在满族崛起的历程中,清初统治者努尔哈赤和皇太极父子曾创造出许多辉煌的业绩,清史学界对这一历史时期的成功经验亦多有论述,至于其中的教训却鲜有言者。然而成功的历史过程中未必没有教训,失败的历史过程其中也未必没有经验。清初统治者的重武轻文意识便是这段成功历史过程背后的教训之一。为此笔者结合史料,对努尔哈赤和皇太极表现出来的重武轻文意识及其产生的原因、导致的不良影响等,做一较为系统的论述。     

清初学术思潮转换刍议

明清之际,学术思潮出现了新的历史转换。清初,经历过明清鼎革之变的宿儒遗民思想影响在学术界依然很大,他们在继续晚明学术风气的基础上,深沉反思现实与历史,积极探索新的学术出路,为清初学术发展开出新格局,展示出明清之际学风发展的时代特征。     

对诚斋体中"童心"的理学审视

诚斋体与理学有着密切的关系,诚斋体表现出的“童心”已经不只是本真意义上的儿童之心,而且渗透着诗人的理学观照。诚斋体中的童心不但表现为儿童的童心、万物的童心,还表现为诗人的童心,三者共同建构了一个生机勃勃的世界,显示了诗人透脱的胸襟,使诚斋体成为宋代诗坛的诗歌范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