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弼对易学的承启与转折

汉代是象数易学的时代。在当时的易学氛围里 ,虽然象数易学得到充分展开 ,但日趋繁琐、牵强的象数易学湮没了《周易》的义理精蕴。王弼针对两汉象数易学流弊 ,一扫汉代象数易学之繁冗 ,提倡义理与思辨 ,建立了以义理为旨归的全新易学观和易学体系。王弼易学带来了易学发展的契机 ,从此 ,象数学派与义理学派间逐渐建立起了相反相成式的互动格局 ,促进了后世易学的繁荣     

王弼的玄学思想与骈俪文体——以《老子指略》为例

在王弼这里,骈俪文体作为一种结构原则、一种配置方法,深入了玄学思想的内部并富有成效地成为了玄学思想的载体。通过王弼对＂分＂的相关表述,对＂崇本息末＂＂道之与形反＂命题的论证和运用,那种由＂分＂所保证的对举范畴的二分对立以及＂道之与形反＂式的辩证法,既成了王弼试图要阐明的玄学思想,又成了从哲理层面对他使用骈俪文体的肯定与确证。可以说,王弼的玄学与骈文相互选择、相互契合。更进一步,从原始的＂三玄＂到以＂三玄＂为思想理论资源的魏晋玄学,玄学和骈文这两条线索的发展实际上是相互推进的,二者在魏晋时期达到了最高层次的契合。     

道性与气性——王弼的人性二元论

做为魏晋玄学的代表人物,王弼的本体论哲学一直很受关注,而其人性论思想较少涉及。本文尝试做初步突破。文章指出,王弼的人性论是一种二元论,即人性的内容由两个部分构成道和气。做为人存在的根据,道决定了人的本质;而气是人性构成的物质性因素。二者在逻辑概念上相互区分。道性是王弼的本体论思想在其人性论上的直接延续,气性则反应了魏晋玄学对汉代宇宙论的中心概念“气”的继承,尽管魏晋玄学通常被认为是对汉代经学的决裂。通过对道性与气性之关系的论述,王弼比汉儒更为合理地解释了善恶的来源问题;而他关于人性的二元区分也影响了宋明理学。     

王弼哲学的本体论特征

从王弼重新诠释老子哲学的个案说明 :在中国传统哲学形上学中 ,有本源论与本体论之区分。本源论的特点 ,是通过揭示由终极本源到万物的生成过程 ,来说明万物的现存状况与变化规则。本源与万物的关系 ,为实存物之间的关系 ,本源之化生万物 ,是在时间中进行的。本体论则是追寻万物得以存在与发生作用的终极性统一依据的理论。本体与末用的区分 ,是借逻辑认知得以成立的。末用被视为可以认知的相对有限的经验世界 ,本体则是被逻辑置定的具有超越意义的绝对无限存在。至于王弼哲学本体论之强调“以无为本” ,则表现了他对经验世界与经验知识的独特看法 ,和对现存社会政治文化的批判取向。     

崇本息末 拯救儒家伦理理想——王弼“以无为本”的伦理学说

从伦理学的角度来阐释王弼的贵“无”哲学。认为王弼关于“德”、“道”关系的论述是其全部哲学的出发点 ;而他的“本末有无”之辩则是“道德”论的形而上学基础 ;“崇本息末 ,以无为本”的观点则是他哲学发展的必然结论。王弼的伦理学为先秦以来的儒家伦理理想摆脱繁琐虚伪的经学 ,开辟新境界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它上承先秦儒家 ,下启宋明理学 ,是儒家伦理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环节。     

汉学向玄学的过渡——以郑玄的太极观向王弼的过渡为例

战国晚期,《道德经》的生成论被《鹖冠子》《吕氏春秋》所继承,两者又把“道”具化为元气,完成了老、易的对接。《淮南子》则试图在“元气”之上建构一个“绝对的无”,形成“宇宙生元气”的“无生有”的架构。这种生成次序在汉代学者那里延续了几百年,直到郑玄注《乾凿度》才发现从“绝对的无”生成“浑沌之有”的困难——太极元气不能由“不见气”的“太易”生成。为解决这一难题,郑玄另辟蹊径:用庄子的“自本自根”的本体观念来阐释,于是太极元气的生成变成了“自本自根”“忽然而自生”。这样,郑玄的宇宙论就有了两阶次的生成模式:(1)万物有生成次序;(2)元气本身没有生成次序。顺着元气的生成模式进一步发挥,把它运用到万物上,就自动形成一以贯之的独化论体系。郑玄还没有走到这一步,王弼完成了最后跳跃。由元气的忽然而自生,转变为万物的独化,只是一个推衍的自然过程,由一点发挥到整个面而已。元气之上没有造物主,推之,每个物之上也不会有造物主。物物之间没有了生成关联,也就没有了其他的关联,每个物都是“独”而“化”,因为物内在的“玄无”成了物自足的根本与源泉,万物就变成各自孤独而自足的存在。“忽然而自生”就自动转变成“独化”。王弼删汰太极元气说,消除万物生成之母,继承了郑玄第二套思路,把“忽然而自生”又推衍到万物上,取消了每一物之上的生成之母,汉学开始向玄学过渡了。     

减损与奠基:再论王弼《老子注》中的政治哲学

王弼《老子注》中的政治哲学显示出了由一个两层结构展示出来的复杂性。王弼政治哲学中最为核心的是"无为"与"自然"两个概念:王弼所讲的"无为"一方面有"减少作为"的含义,另一方面也有"以无为用"的含义;王弼所讲的"自然"一方面有万物按照自己所是的样子存有、活动,以至于自然而然地形成某种秩序的无善无恶的自然之意;另一方面也有一种至善的状态,一种仁德、礼敬且大美无华的状态的自然之意。这样的不同可以分别被归纳为"崇本息末"和"崇本举末",而这两点都属于王弼的政治哲学。"崇本息末"突出了对政治治理本身的批判,它为政治治理划定界限;而"崇本举末"是王弼政治哲学的应用,是方法论。王弼的这一诠释基于《老子》文本本身的两种可能诠释方向,王弼《注》十分清晰地展开了《老子》思想的两方面可能。     

论魏晋玄学的逻辑发展

汉初儒术"独尊"之时就标志着魏晋玄学所产生的土壤已开始被孕育,魏正始年间王弼的"贵无论"玄学标志着魏晋玄学的初步形成。整个魏晋玄学围绕着"有"、"无"之辩,"名教"与"自然"的关系问题展开和发展,郭象"独化论"玄学是其发展的高潮,到东晋中后期玄学发展趋于尾声。晋末"佛玄合流"是对魏晋玄学的佛教哲学化发展,而隋唐时期的"重玄学"则是魏晋玄学的道教哲学化转向。     

“有”“无”之辩与魏晋玄学的本体论问题

玄学中的“无”与“有”这两个范畴在不同的哲学家那里具有不同的意义。按照西方哲学的本体论理论,只有以王弼为代表贵无派哲学才具备了本体论的思辨能力,而且也常常将本体论与宇宙论混同;而在以裴、郭象为代表的崇有派那里,有无问题仍然是一个宇宙生成论的问题,他们的哲学不具备本体论的特征。玄学的贵无与崇有之争,并非同一层次的哲学辩论,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哲学在纯粹形上思维能力方面的非自足性。危顾顾     

言意之辩:诠释与评论

本来意义的“言意之辩”发生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但关于言意关系的论述实际上是由中国哲学家集体完成的。从《周易》、《论语》、老庄到王弼,言所不能尽的“意”绝不仅仅是人脑中的某种观念与意念,它首先是一种形而上的本体,超言绝象,不可言说。因此,言意之辩所涉及的首先是本体论或形而上学,其次是人生哲学,再次是知识论和语言哲学。基于这一认识,文章先对中国哲学中的“言意之辩”进行梳理和重构,将其分为三种观点:言不尽意,得意忘言,言尽意;然后讨论了言意之辩所显示的中国哲学和文化的诸多特点,具体表现在出发概念或论题、基本态度或价值取向、方法论、文本形式等方面;最后概略讨论了言意之辩在中国哲学与文化中造成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