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碳”目标背景下农业碳减排的实现路径——基于数字普惠金融之验证

依托数字普惠金融实现农业"双碳"目标是可行的数字化路径。利用2011-2019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验证数字普惠金融能否担起农业碳减排"重任"。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降低了农业碳排放强度,具有农业碳减排效应;运用解释变量替代法、面板分位数回归和工具变量法进行估计后,结果依然稳健。数字普惠金融的农业碳减排效应可通过农民创业效应和农业技术进步效应实现,而城镇化发展水平对数字普惠金融的农业碳减排效应具有正向调节作用。数字普惠金融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均具有农业碳减排效应,但效应大小存在差异;相较于"胡焕庸线"以西地区,该线以东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具有农业碳减排效应,侧面反映数字普惠金融的农业碳减排效应还未突破"胡焕庸线";与粮食主产区相比,数字普惠金融在非粮食主产区的农业碳减排效应更显著。     

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测度及收敛性分析——基于碳汇和碳排放双重视角CSSCI

对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进行科学合理的测度有助于精准把握农业碳减排潜力。本文基于2000—2019年我国省际面板数据,分别从碳汇和碳排放两个角度测度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并进行了空间收敛性分析。结果表明:(1)考察期内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年均增速为1.1%,农业技术进步是其增长的主要动因;(2)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在时空演化过程中具有差异性和阶段化特征;(3)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呈现显著正向空间关联性,且逐渐强化,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较低地区发展速度要高于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较高地区,区域差异正在减小。研究结果对于精准评判农业碳减排潜力和碳吸收能力、实现“双碳”目标具有参考意义。     

低碳视角下农业集约化、绿色化与资源再生化 的实现机制研究

在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重要历史机遇期,推动实现农业集约化、绿色化和资源再生化,构建资源节约型、绿色低碳型、生态循环型的农业发展模式,对于农业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以2000-2018年我国31个省份为研究对象,通过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PVAR),刻画资源消耗、农业产出、农业碳排放之间的动态传导机制。结果表明:(1)东部农业"碳达峰"节点出现较早,东北、西部相对较晚;2018年农业碳排放居前三的省份为湖南、黑龙江、河南,居后三的为北京、天津、上海;(2)资源消耗和农业产出之间呈现"低投入高产出"的农业集约化生产模式,但影响力微弱;农业产出和农业碳排放之间"高产出高排放"的情形长期面临农业绿色化的严峻考验;农业碳排放与资源消耗之间呈现"低排放低投入"的资源再生化现象,影响力短期微弱长期较强;(3)推动实现农业集约化、绿色化、资源再生化的关键在于探索降低农业碳排放的多重路径。因此,应强化农业集约化生产,充分发展资源再生化模式,探索形成农业绿色化格局新路径,以此来加快实现碳减排目标,推动农业可持续发展。     

“双碳”目标下的农业转型路径: 从市场中来到“市场”中去

基于市场演进的视角,结合传统生态智慧、数量型经济增长理论和生态文明思想,文章揭示了"双碳"目标下农业转型的理论渊源,进而分析了农业转型面临的"薄市场"挑战及其成因,提出了依托市场机制驱动农业转型的可行路径。研究认为,按照"双碳"目标要求,在保障粮食和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的前提下,农业既要通过减排和增汇减缓气候变化,又要增强自身适应气候变化的能力。尽早关注农业转型可以防范"吉登斯悖论",并降低"双碳"目标实现的社会成本。然而,农业在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方面的功能具有典型的外部性特征,存在价格生成困境,需要通过构建多元市场交易体系,推动农业低碳生产的成本投入与收益获取在边际上维持均衡,并使得以低碳农业为代表的生态环境部门的价值与经济社会其他部门的"价值"相均衡。     

关系化用工:农业规模经营的社会基础

农业规模经营是中国乡村振兴进程中的关键议题。农业规模经营在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呈现出用工效益的差异,从而使一些规模农业经营主体陷入困境。采用嵌入性视角探讨农业规模经营中用工模式嵌入社会关系的逻辑及其影响。研究发现,农业规模经营陷入困境的主要原因在于市场化用工无法有效解决农业规模经营中的劳动监督问题。而将市场规则嵌入关系规则的关系化用工使得雇佣双方产生了利他倾向,进而在很大程度上调动了工人内在的劳动积极性,从而使农业规模经营主体摆脱经营失败困境。关系化用工的实现依赖于农业规模经营主体在用工选择、生产管理和日常生活中充分发挥社会关系的积极作用,但社会关系范围和程度都是有限度的。因此,农业规模经营的健康发展不仅需要处理好经济关系,而且需要处理好社会关系。     

行政、资本与乡土社会:农业经营模式的形塑机制——基于宁夏南部地区蔬菜产业发展的思考

通过对宁夏南部地区蔬菜产业中规模化、资本化农业经营模式建立过程的分析,发现行政、资本与乡土社会是形塑农业经营模式的三个基本因素。具体而言,政府投入的资源和开展的基础性工作,体现了行政力量在新型农业经营模式形成过程中所发挥的引导和保障作用。而在农业高度市场化的情况下,新型的规模化、资本化农业经营模式的建立和发展又离不开资本自身的经营管理能力。也就是说,资本必须通过对劳动力的有效管理生产出符合市场要求的农产品,才能确保新型农业经营模式的成功。而新型农业经营模式能否立足,还取决于资本能否处理好自身与乡土社会的关系,因为后者是新型农业经营模式立足的“社会基础”。基于此,可以认为,行政、资本和乡土社会三个因素及其相互间的关系形塑了我国农业的经营模式及未来的发展形态。     

西部地区农业发展创新型人力资源支撑现状与路径选择

人力资源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日益突出,已经成为推动和支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第一资源。创新型人力资源作为一种特殊性的经济资源,是推动经济发展的最活跃的能动生产要素,贯穿于现代化经济体系构建的全过程。以农业发展对人力资源需求变化为切入点,通过对西部地区农业人力资源效能与农业经济发展相关性的分析,发现其农业发展现有创新型人力资源数量、结构和质量均不足以支撑当下区域农业经济快速发展的需求,据此提出完善顶层设计,确保人尽其用;把握经济发展需求,按需引进人力资源;改善西部地区发展环境,做好人力资源统筹规划等对策建议。     

农业生产性服务业政策的效应评估与机制分析

将粮食主产区 163个地级市中部分地区先行实施农业生产性服务业政策视为一次准自然实验,采用双重差分法评估了农业生产性服务业政策对农业发展的因果效应、异质性以及影响机制。研究表明：农业生产性服务业政策既能有效促进农业发展也能优化调整地区产业结构,并通过了平行趋势检验、安慰剂检验以及因变量滞后一期的稳健性检验;政策效应异质性显著,山区强于非山区,农业规模较大地区强于小规模地区,政策效应伴随着农业发展水平提升而不断降低,表现出“益贫不益富”特点;政策主要通过发展生产托管、培育服务组织和引入现代化生产要素等机制释放政策红利,进而实现推动农业发展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