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国:王莽庸部、曹部探源

史料显示 ,新莽“置州牧、部监二十五人” ,同时又有西部监、北部监、东部监及庸部牧、曹部监等。对这些牧、监的性质和相互关系 ,以往的解释存在着混乱错讹。庸部、曹部等应为公之封国 ,取义于《诗经·国风》 ,属“诗国十五”。王莽始建国四年设东南西北中五部监 ,各监 2 5郡 ;同时还另有 1 6个公国 ,即“诗国十五”加定安公国 ,它们半数置牧而半数立监 ,与州牧同级 ;天凤元年每五郡置一监 ,共 2 5郡监 ;地皇二年 ,又为九州及十六公国设置了牧贰、监副。     

王莽经济思想浅析

王莽是西汉末年“新”朝建立者 ,为整顿汉末经济秩序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其“齐众庶 ,抑兼并”、“经济管制”等思想具有一定现实意义和启迪作用。王莽堪称中国历史上最有胆识的政治家。因此 ,本文以史为据 ,对王莽经济思想进行理论剖析 ,以揭示王莽经济思想的深刻内涵     

两汉之际的外戚政治与赋学转捩

外戚与赋家在大汉帝国政治体制中占据不同位置,赋家代行王言试图襄赞王治,外戚代行王政却遮蔽王权。这种矛盾使赋家生存空间被压缩,流离失所,怨愤愁苦,进而促成两汉之际辞赋的一系列转变:体式由铺张大赋向骚体小赋复归,内容由郊祀田猎变为野外征行,主旨由讽颂并重转向颂扬为主。两汉之际外戚政治对赋学的影响,以赋家个人遭际为媒介,以理性反思为终结。赋家通过不断追问天命与美政,淡化了外戚政治留下的伤痕,在对东汉礼制社会的建构中,重拾对皇权的信心,实现了精神自赎。     

论王莽改制的进步性

王莽改制是儒家思想指导下的一场社会改革运动。王莽改制的许多措施对以后的中国历史产生了较大影响。王田制体现了儒家均平的社会理想,启发了后世的均田制;五均六有利于建立城市经济秩序;币制改革具有科学性和先进性。     

王莽新政失败的制度逻辑

王莽推行的大规模激进制度变革，本为实现儒家的盛世理想，结果惨遭失败，与理想严重背离。从制度分析的角度看，其逻辑乃在于西汉后期王莽等社会精英主要基于传统主义的价值取向、天命和阴阳五行的宇宙图像、巫术和迷信的思想观念感知环境，此种心智模式不能客观地理解社会问题的性质及联系。王莽新政主要聚焦于规制性的制度改革，对制度的认识过于简单和片面，忽略了制度的深层结构和更广泛的方面。更为直接的原因是，因时间压力和任务压力大，王莽无法制定出可操作的完备改革方案，实施新政的官员们也因改革而预期紊乱和行为失范，进而丧失了执行能力，而一味地使用暴力削弱了改革的动力、增大了改革的阻力，让改革失去弹性，最终只能走向失败。     

新朝儒学的转型：王莽的“崇儒用道”及其政治实践

西汉后期至新莽一世，儒学学术随社会发展与现实政治所需而变。王莽执政之后，其儒学政治赢得了多数儒家知识分子的支持，代汉立新以后，他依照儒经推进改制：一则建构儒经所述之理想世界；二则解决西汉后期以来现实政治之迫切所需。至新朝后期，困境频现，王莽及新朝儒生的高层遂援道家、神仙方术以救急，新朝儒学转型即体现为“崇儒用道”的变化，此时之“道”则呈现出与方术杂糅的状态，是原始道教的先声。文章分为三个部分：其一，述及汉家文化传统对王莽思想体系的影响；其二，考证新朝习老学、神仙方术者，探索此一传统对儒生群体的影响；其三，研究王莽的“崇儒用道”的政治实践以及此际出现的儒学转型。     

冯衍不遇原因考辨

两汉之际政权更替、政策多变给士人生存以巨大影响，这在冯衍身上得到典型的体现。家族与政治之间的矛盾，使得他不仕王莽新朝，甚至充满仇莽情结。功业不立、职务多变、善言不实，使得他不可能受到尚功利的光武帝重用。汲汲富贵、躁动短视，使得他入为外戚宾客，也使得他因此而完全断送了自己的仕途。冯衍不遇典型地体现了两汉时期一代士人的生存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