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君抑或雄主:汉武帝在宋代的历史形象考察

汉武帝在宋代的形象存在暴君和雄主两个偏向,这既与汉武帝本身的复杂性有关,也与宋代儒学复兴的思潮和民族对峙的时代特点有关。宋代知识界的整体背景是回向三代和致君尧舜,其主流思想贬抑汉武帝为近似秦始皇的暴君。而宋代帝王、新党官员群、南渡官员群则基于现实政治考量和挽救危机的目的,片面地和功利地肯定和凸显汉武帝的雄主形象。对汉武帝这样功业高出百王的伟大君主,主流知识界以暴君视之,反映了中国人崇尚王道、贬黜霸道的传统观念,这也历史地揭示了中国坚持和平发展的根据。     

年轻人，还没轮到你们住大房

不管一个社会多么富裕，从底层奋斗，从一无所有的起点奋斗才是“王道”。     

胡安国《春秋传》学术渊源探析

胡安国是两宋之际著名的经学家和理学家,其倾注毕生心血所著的《春秋胡氏传》专涉科场达三百年之久,同"三传"并显,被列为《春秋》四传,享誉甚隆。胡安国《春秋》之学深受孙复及程颐的影响,其解《春秋》,会通三传,兼采诸家之说,以成一家之言。诚如他在《春秋传.述纲领》中所说"今所传,事按《左氏》,义采《公羊》、《谷梁》之精者,大纲本孟子,而微词多以程氏之说为证云"。[1]     

董仲舒“王道教化论”理路透析

董仲舒以“德主刑辅”的王道教化观和“中民之性”的人性论为理论依据,在对儒家孔孟荀的教化理论和汉初陆贾、贾谊等人重教化轻刑罚的教化思想进行吸纳发挥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系统的王道教化思想。董仲舒的王道教化论重视仁德之施行和封建伦理纲常的教化作用,强调王道必须以教化为大务。这一思想在封建社会中具有继往开来的作用,对后世影响极为深远,对于我们今天以德治国和构建和谐社会都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管子》的“王道”经济观

蕴含《管子》“王道”经济观的主要内容是在粟多国富、兵强战胜的宗旨和目标下,于战备“务具其备”、“盖天下”,以“战胜者地广”为目的,平时的战争动员则坚持视农事为“王之本事”;《管子》“王道”经济观所遵循的最高政治原则是“行义”、“顺于理义”。     

论朱熹的天理史观

朱熹从其天理论出发来考察历史 ,认为天理贯穿于自然界、人类社会历史过程的始终 ,它既是历史盛衰变化的支配者 ,是判分王道与霸道的根据 ,也是评价历史事件与历史人物的唯一标准。值得注意的是 ,朱熹提出其天理史观 ,主要并不是为了对历史作出解释 ,而是为了以其道德理想来匡正、裁抑现实 ,对现实进行批判。其历史观有着强烈的变通意识 ,表现出相当的理性精神     

构建"和谐社会"思想的历史渊源

本文主要是对党中央最近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一重要决策进行学习的一点粗浅体会。从中国管理思想史的角度发现构建和谐社会的思想有着悠久的历史渊源,并指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思想应该成为新世纪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的指导方针。     

王道政治境域下的融合——董仲舒对儒学的法家化改造

董仲舒是以法家改造儒学,还是以儒学改造法家,关系到对儒学基本性质的认定.文章以为,儒学实现同政权的有机结合,成为国家意识形态,是以确认皇权的独尊为前提的.既然如此,董仲舒当然是以法家的精神改造儒学,而不是什么将先秦原典儒学的基本精神,移植到法家政刑体制内,进行了"转化性的创造",使之成为这一体制的灵魂和基石.     

《管子》"王道"经济观的轻重策略及其启示

基于"王道"经济观在粟多国富、兵强战胜的宗旨和目标下,于战备"务具其备"、"盖天下",以"战胜者地广"为目的,平时的战争动员则坚持视农事为"王之本事"等一系列主张,《管子》"王道"经济观的轻重策略是,适时实施轻重策略,以我粮食储备充足、战争准备"盖天下"对敌粮食缺乏以至发生粮荒、战争供给严重不足,克敌制胜。这是重视人类国家安全经济观行为分析和运用的较早记录。     

李觏的义利观及其历史影响

李觏认为义和利是可以统一的，提出言利求欲，只要符合“礼”的规定，是利于人生，合乎人情的。在统治方式上，李觏一反儒法两家将王道、霸道截然对立的做法，坚持王霸并用。李觏的学说对后来的学者产生了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