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王道政治之“天”下秩序的厘定

西汉王道政治与先秦孔、孟政治哲学最为显著的不同便表现在前者对天道概念的绝对重视,他们有意识、有目的地将天道应用在经学的各个派别中,以期建构一个“天”下秩序的政治格局。以陆贾、韩婴、董仲舒为代表的儒者开启了汉代经学中天人之学的基本面向,刘向、戴德、京房、夏侯始昌、翼奉等学者踵继其后将天道概念应用到经学的各个派别之中。以天道为王道政治的终极根据成为西汉儒学最显著的特征,由此经学的学术视野逐步转向对天命、阴阳、五行、四时等与“天”相关的概念群的探究与追寻。借助灾异与符瑞理论,西汉王道政治不仅将天子的权限规约在最具权威的天道之下,更以君主是否顺应天意作为衡量其权力应用得当与否的主要评判标准。由此,君主成为上天位阶下的一爵,不再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在限定与矫正君权之后,西汉诸儒进一步通过天道来实现其对“天”下政治秩序的具体理论建构。以君臣差序格局和尊夏贱夷为“天”下秩序主要论述的两个方面,前者规范了君臣各自的职权与相互的责任及义务,后者通过对夷夏关系的探讨重申并厘定了文明中心对政治边缘所享有的话语主导权。     

杨隋大一统思想笼罩下的功利主义历史观——兼论杨隋集团与王通史观之分歧

杨隋历史观演化过程中的丰富性、多变性及其矛盾性,充分反映出功利主义的本质。为完成统一大业,奢谈天命,弱化人事,说明皇权神授的终极意义;政治上以北朝为正统,文化上以南朝为正统,此背反现象,弱化了族群身份的自我认同,而以功业一统为价值取向。为巩固一统地位,担心历史的循环,意欲消灭谶纬;标榜师古,却为饰德,且依违于是古非古之间,反映了法家典型的务实作风。在帝国蓝图的设计上,企图超越周汉,缺乏王道理想,失去儒家制动,一统之所谓大者,无限制膨胀,最终滑向自我神化的英雄主义。义利之分合,正是杨隋与王通之根本分歧。     

中国王道政治的伦理指向与古今之变

中国历史上的王道政治是在与霸道政治的对立统一中逐步走向成熟的,其主要包括天经地义的空间伦理、三代至上的时间伦理、家国同构的宗法伦理、以德为主的仁政伦理、民为邦本的社会伦理等复杂内容。到清朝末年,在西方的坚船利炮、商贸往来、文化渗透等多重压力裹胁下,开始了从天经地义到天崩地裂、从三代至上到来世永恒、从家国同构到家破国裂、从德政伦理到霸道横行、从民为邦本到民之裂变的艰难嬗变历程。     

儒家文化视野中的“大国地位”

随着中国的和平发展,中国＂大国地位＂愈加明确。中国应当行儒家的＂王道＂,反对恃强凌弱的＂霸道＂,以仁道、公道、恕道处理国际事务,在把国内事情办好的前提下,成为世界上公正而有威信的＂负责任的大国＂。     

“春秋”名义与王道精神之彰显

从考察“春秋”的名义出发可知,“春秋”之名最能体现王道之思想,“春秋”之名称能够在历史的衍变中继承下来并不是一种偶然,而是一种经过选择之后的必然。     

论王道思想及其现代意义——以文中子为例

王道思想与霸道思想相对:乱世,霸道思想有存在的空间,治世,王道思想占统治地位。王道是先秦儒家政治思想的核心,其本质是仁学思想。在经历了两汉经学的衰微、玄学昌盛的南北朝之后,迎来了政治一统的隋代,但朝廷不行王道,文中子以复兴儒家正统为己任,期望以明王道来挽回儒学的衰微与被动局面。     

实心实证达成仁政——李颗政治思想评析

二曲是在重“实证”、“实效”以及与民“实惠”并求通“可行”的基础上来阐述其政治哲学思想的。二曲认为王道之政的关键,一方面须重视修齐治平之学,另一方面须行“实心实证”之政,还须实施重民养民之策。只有通过这些政治措施,儒家所提倡的以人为本、“治以贤始,即以贤终”的王道之治才能得以实现。这一阶梯式的王道演变措施使得儒家的仁政之治不再是空中楼阁。     

《孟子》中的“大一统”思想探析

孟子主张用王道政治统一和治理天下,王道政治的核心是以德服人和施行仁政,即由内在的仁义出发,由内而外地通过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逻辑路径,最终实现天下统一和天下大治的目的。推行王道政治还要善于教导民众,让民众懂得孝悌忠信等的道理,孟子强调指出用中原华夏文明教化和改造四邻少数民族,进而实现思想文化和礼乐教化上的"大一统",因此孟子所主张的"大一统"主要是指"文一统"而非"武一统"。孟子还主张在"大一统"社会内部实行合理的社会分工,同时又提出了融洽社会关系的"君民同乐"思想,用以调和因社会分工造成的不和谐局面。孟子所设想的"大一统"政治秩序和美好图景,成为人们修正现实政治的理想坐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