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安置现代性——马克思的政治存在论与海德格尔的艺术存在论批判

由于传统形而上学的主题是“存在者在”而不关心“无反倒不在”,所以它“遗忘”了存在,随着基础存在论尝试使此在“说”出存在的最终失败,存在论就陷入了“解构”自身的危险境地,其实质是现代性的暗中操作。存在论必须在现代性问题中为自身的合法性提供证明,而这直接就是如何适当安置现代性的问题。黑格尔哲学以思辨真理的形式建立了现代性问题的完整领域,所以马克思和海德格尔都与黑格尔思辨哲学展开了积极的对话。不同的是,马克思瓦解了黑格尔的内在性领域,将现代性问题拉回到“政治—经济”场域,从而构建了“政治存在论”;海德格尔则以更精妙的方式“重演”了黑格尔的“思辨哲学”,将现代性问题收敛在对艺术作品的“体验”中,推出了“艺术存在论”。二者以全然不同的方式完成了对存在论的合法性论证,适当安置了现代性,由此在海德格尔的“艺术之思”与马克思的“政治之思”之间发生了持续不断的“存在论”“争执”。     

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同步发展——基于代际比较的“90后”生活价值观特征分析

当前青年的生活价值观呈现整合和分化并存的趋势。一方面,不同代人之间的价值观存在代际差异,与"60后""70后""80后"相比,"90后"更崇尚简单和自然的生活方式,更注重个人发展,淡化权威,体现出后现代的价值取向,同时,"90后"更注重家庭、工作和科技发展,表现出现代的价值取向,"90后"的现代性和后现代性同步发展。另一方面,阶层之间的分化非常明显,不同阶层的人在对待生活方式的选择、追求个人发展以及工作和科技的态度上存在显著差异。"90后"价值观特征的形成与当前中国的宏观社会环境密切相关。"90后"一代的生活价值取向既区别于日本的"低欲望",也区别于"小确幸",是一种具有发展取向的价值观。     

人文关怀视域下现代法律与人的关系探索

随着我国对法律的不断修改,我国的法律制度越来越完善,法律逐渐走向学术化、专业化和理性化,这就导致法律与人们的生活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脱节。法律用一定的标准来衡量和评价人们的行为,这种标准模式与人们实际生活中的行为模式存在一定程度的差异,人们与现代的法律之间逐渐疏远,甚至出现排斥的现象。如果今后在制定和实行法律的过程中,能够真正把人当做考量的对象,那么就可以克服冰冷性和僵硬化等弱点,从而让现代法律具备人文关怀的特质。     

现代性“二元论”话语下他者化的中国如何走出“正当性”言说困境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发展速度一度让世界瞩目。经过几十年的奋斗和累积,目前的中国虽依然在改革中艰难探索,依然在为成为一个负责的现代化强国而努力。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的提升已是不争的事实,中国也在参与全球竞争合作中为继续证明自己的大国身份而努力。但是近年来,中国却逐渐陷入自身正当性的言说困境。这种困境在"国家软实力"概念提出后突出表现在对自身传统文化的急切寻根以及在本国内主导地位的迫切重建上。无法言说正当性对外容易招致西方国家的质疑与非难,对内则容易导致认同危机,难以形成有效的凝聚力,因此跳出正当性言说困境,实现对内对外有效的正当性叙事,对当下进入改革深水区的中国来说无异于是一把解开国内外错综复杂矛盾的钥匙。     

“现代”是内生的还是外来的?——重返普实克与夏志清、王德威的对话

捷克斯洛伐克汉学家普实克曾三次到访中国。他在20世纪30年代与鲁迅等人的交往十分著名,但他在50年代两次以官方身份访问中国并深度参与社会主义国家文化交流的经历却被人遗忘。新一代研究者对于普实克的理解通常来自两组对照关系：一是普实克与夏志清的论争,二是王德威将普实克与陈世骧、高友工等人一同划入所谓的“抒情传统”谱系。普实克在这两组对照关系中都被塑造为僵化且过时的人物。回到相关著述会发现,普实克与夏志清、王德威之间真正的分歧,在于对中国现代转型的动力来源和革命的内涵有着不同的认识,普实克在中国现代文学中所找到的现代性,不是在西方的“冲击”之下作为“回应”的现代,而是一种根植于中国自身土壤的独立的现代。     

史彭德诗论及其在1940年代中国诗坛的引进与影响

史彭德的诗论在1940年代经袁水拍、陈敬容和袁可嘉等人大量翻译而传入中国并产生影响。史彭德将他所处的时代定义为反人性的“机器时代”,寄希望于诗歌能将现代经验“融合”进“诗感性底部分”,以重建现实的象征意义。这既是诗歌以“感性”革新对“机器时代”的反抗,也是诗歌追求“现代性”的过程。一方面史彭德的诗论激起阿垅、袁水拍和陈敬容关于诗与社会(时代)关系的不同回应,另一方面他的“现代性”相关理论也呼应袁可嘉“新诗现代化”中的“综合”等关键概念。这些影响既反映了史彭德诗论在中国传播时产生的差异化轨迹,也反映了1940年代中国诗坛在引进史彭德诗论时的复杂情况和内部张力。     

多样化的现代性:全球化时代中的基督教、伊斯兰教和印度教

20世纪晚期 ,作为跨地域文化系统的世界宗教发生了影响深远的变化。本文旨在考察基督教、伊斯兰教和印度教三大宗教最近之变迁的政治性和意义。文章重点讨论那些重构宗教意义和权威的诸多力量的本质、推动归信和标准化的过程以及这些宗教重构对我们理解后期现代性本身的启发。本文认为 ,尽管现代性是多样化的 ,每个传统也都是独特的 ,但由于大众社会的全球化和晚期现代性的多元主义的缘故 ,所有这些宗教都面临着一个相似的困境     

陈独秀与反省现代性(上)

陈独秀作为新文化运动的"总司令",其超人的敏锐与非凡的定力集中表现为:在"五四"前,在认明中西方国情差异的基础上,他选择了欧洲19世纪理性主义的理路,借重柏格森生命哲学的某些论点,高扬科学与民主的旗帜,却拒绝照抄欧洲的现代性反省,从而成功地掀起了新文化运动的洪波巨浪;在"五四"后,则受俄国十月革命的启发,得以反省欧洲"近代思潮"即19世纪的理性主义,转而皈依马克思主义,从而实现了个人思想上新的飞越,并直接推动了新文化运动向宣传社会主义新的方向发展。与此同时,陈独秀在"五四"后反省"近代思潮"存在的"黑暗",并重新肯定了反省现代性的某些重要观点,诸如重视人类情感的作用与宗教的价值等等,这本身即说明了,在欧洲,反省现代性思潮与马克思主义存在着某种共同点。但是,陈独秀毕竟对欧洲反省现代性思潮缺乏足够的理解与重视,他虽转向了唯物史观,却依然未脱民族虚无主义的倾向和固守"科学万能"论,就反映了这一点。     

脱“土”入“洋”:近代“国货”概念的现代性内涵

自洋货开始在近代中国行销并占据市场优势地位后,与之相对的土货被认为需要通过仿造洋货加以改良,这种认识与民族主义思潮合流催生了“国货”概念。随着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特别是机器工厂的普及,国货概念的核心逐渐偏向机器制品,着重以现代技术为规范。然而,因很多国货对外国资金、原料、技术等的依赖,加之城乡经济结构的失衡,国货代表的现代化路径一度遭遇质疑,因此有些人转而提倡限定为手工制品的土货,弃用与洋货难以分辨的国货。这些质疑源自城乡背离的危机,深刻体现了后发型现代化国家的困境,但未能撼动国货象征的工业化发展方向,且深化了国货与土货的分野,反向确认了国货为机器制品的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