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的现代性哲学批判及其当代价值

在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哲学视野下,现代性无论是在社会存在还是在社会意识层面,都呈现出尖锐的矛盾。就现代性诸矛盾现象的深刻本质或其哲学基础而言,乃是近代形而上学的理性主义。马克思的现代性哲学批判,是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形而上学哲学思维方式的彻底颠覆,对目前我国所面临的现代性建构具有重要的方法论价值。在社会主义的现代性建构过程中,必须克服形而上学的哲学思维方式,最终实现社会主义生产力的普遍、高度发展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辩证统一。     

总体性坍塌之后——论现代文学批评史写作模式流变

现代文学批评史写作始于20世纪80年代,这是正统文学史观自身的修复期和瓦解期.王永生主编的现代文学批评史表现出这样的基本特征,一方面要维护正统文学史观蕴含的历史总体性,另一方面试图修复它的学科性.作为新一代的学人,温儒敏悬置现代文学批评史的总体判断,而刘锋杰则坚持八十年代的启蒙主义和审美主义,他重申现代文学的未完成性,这是对总体性问题的重置.到了新世纪,在“复数现代性”的语境中,旷新年和余虹按照不同的路径重述现代文学理论史,旷以新左派的理论来激活左翼文学理论的反抗活力,而余虹则试图在新的知识条件下拯救出文学对历史发言的能力.     

如何安置现代性——马克思的政治存在论与海德格尔的艺术存在论批判

由于传统形而上学的主题是“存在者在”而不关心“无反倒不在”,所以它“遗忘”了存在,随着基础存在论尝试使此在“说”出存在的最终失败,存在论就陷入了“解构”自身的危险境地,其实质是现代性的暗中操作。存在论必须在现代性问题中为自身的合法性提供证明,而这直接就是如何适当安置现代性的问题。黑格尔哲学以思辨真理的形式建立了现代性问题的完整领域,所以马克思和海德格尔都与黑格尔思辨哲学展开了积极的对话。不同的是,马克思瓦解了黑格尔的内在性领域,将现代性问题拉回到“政治—经济”场域,从而构建了“政治存在论”;海德格尔则以更精妙的方式“重演”了黑格尔的“思辨哲学”,将现代性问题收敛在对艺术作品的“体验”中,推出了“艺术存在论”。二者以全然不同的方式完成了对存在论的合法性论证,适当安置了现代性,由此在海德格尔的“艺术之思”与马克思的“政治之思”之间发生了持续不断的“存在论”“争执”。     

人文关怀视域下现代法律与人的关系探索

随着我国对法律的不断修改,我国的法律制度越来越完善,法律逐渐走向学术化、专业化和理性化,这就导致法律与人们的生活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脱节。法律用一定的标准来衡量和评价人们的行为,这种标准模式与人们实际生活中的行为模式存在一定程度的差异,人们与现代的法律之间逐渐疏远,甚至出现排斥的现象。如果今后在制定和实行法律的过程中,能够真正把人当做考量的对象,那么就可以克服冰冷性和僵硬化等弱点,从而让现代法律具备人文关怀的特质。     

现代性“二元论”话语下他者化的中国如何走出“正当性”言说困境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发展速度一度让世界瞩目。经过几十年的奋斗和累积,目前的中国虽依然在改革中艰难探索,依然在为成为一个负责的现代化强国而努力。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的提升已是不争的事实,中国也在参与全球竞争合作中为继续证明自己的大国身份而努力。但是近年来,中国却逐渐陷入自身正当性的言说困境。这种困境在"国家软实力"概念提出后突出表现在对自身传统文化的急切寻根以及在本国内主导地位的迫切重建上。无法言说正当性对外容易招致西方国家的质疑与非难,对内则容易导致认同危机,难以形成有效的凝聚力,因此跳出正当性言说困境,实现对内对外有效的正当性叙事,对当下进入改革深水区的中国来说无异于是一把解开国内外错综复杂矛盾的钥匙。     

现代性、商品经济与传统节日:成都市古尔邦节研究

成都并不是一个典型的回族聚居城市,在过千万的人口总数中只有大约2万回族,集中居住在武侯区、金牛区、青白江区和都江堰市等地。随着城市的现代化建设,成都的回族经历了从聚族而居到散落城市各地的过程,现代社会人口流动性的增加,使得外地穆斯林因经商、工作或求学等原因来到成都。这些变化对成都本地穆斯林的传统节日有何影响?论文根据2012年古尔邦节前后在成都土桥清真寺的调查,以近20年成都市的城市发展为背景,试图解答伊斯兰传统节日如何在现代都市中"生存",探讨现代性在空间和时间两个维度上如何影响了传统节日的组织,现代商品经济又如何影响了传统节日饮食和服饰的选择。     

现代性的经济学叙事

“现代性”问题是当代国内外学术界广泛关注的热点话题之一.谈论现代性话题,离不开对现代性资本社会这个专属时代背景的考量.在这个现代性资本社会中,人类行为、社会活动大多以市场为平台,以商品为标志、以货币为媒介、以利润为目标,这势必造成如下局面:社会物质生产力的高速发展以社会资源的高消耗为代价,社会物质财富的积累背后是现代人功利算计、物欲充斥的生存状态,现代社会的经济化已成定局.这一切就构成了对现代性的一种经济学叙事.     

规范基础问题与历史唯物主义的规范性建构

历史唯物主义的实证主义和人本主义的解释模式有其共同根源。要超越历史唯物主义的实证主义与人本主义两种解释模式的抽象对立,就必须在当代境遇中发掘隐含在马克思思想中的价值规范,探究历史唯物主义的"规范基础",进而从规范性维度建构历史唯物主义,阐明历史性维度与规范性维度的有机统一。历史唯物主义规范基础的基本内涵是共产主义即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与自由人的联合体。历史唯物主义的规范基础扎根于现代的实践、交往活动,有效整合了启蒙现代性的自我分裂,历史地超越了启蒙现代性的规范内容。历史唯物主义的规范基础扎根于历史分析,同时又引导着历史分析,实现了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融贯性与整体性。     

人的现代性转型尝试——清末民初的军国民教育

近代中国社会,知识分子在学习西方屡遇挫折后,意识到“国民”在建立近代独立国家中的重要意义,他们主张实施军国民教育以提高国民素质.大规模的军事教育培养了民众的现代国家意识、民族认同感,促进了西方现代体育运动、卫生知识输入,对于改变民众重文轻武的观念,转变国防理念发挥了重要作用.军国民教育开启了近代国民性改造之门,但单纯的军事教育不足以促使国民现代性的转变.     

关于“中国道路”争论中的两个问题

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关于中国模式、中国道路的问题引起了人们的广泛注意,也存在着巨大的分歧和争论。其实,讨论中国道路,需要有一种世界历史的大视野,需要从中华民族走向现代化的历史大尺度来审视。基于这种大视野和大尺度,有利于对我们所取得的成绩,所走过的曲折道路、所处的历史阶段、所面临的诸多难题及其成因,进行冷静的反思和理性的考察,形成清醒的认识和科学的定位,从而能够合理地科学地谋划中国的未来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