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世情结与宋徽宗时代的社会救济

宋徽宗时代,是北宋社会救济制度发展的最高峰,居养院、安济坊、漏泽园等救助机构普遍建立,且有一套较成熟、科学的管理办法。这一时期社会救济制度的发展,无疑受到了宋徽宗君臣盛世情结的影响。在社会生产力水平较低和全社会财富有限的情况下,过度的济贫措施,会产生一定的消极作用。     

《原君原臣》小引作者考

孙中山持赠日本友人南方熊楠《原君原臣》的小册子,是兴中会用来宣传革命思想的最为重要的宣传品之一,其小引作者署名"杞忧公子"。"杞忧公子"到底是谁,学界或认为是王韬、或认为是郑观应、或认为是孙中山。认为是孙中山的,虽有详实考证,但其论证存在诸多不自洽的地方,难以令人信服。认为是王韬或是郑观应的,没有严格的考证,并缺乏可靠证据,也不足为信。其作者到底为谁?这不仅将关系到该作者在近代思想启蒙方面充当了何种角色,也将涉及到《明夷待访录》在晚清的传播过程中发挥了何种作用等问题。本文从郑观应的思想倾向,其著作与《明夷待访录》的比较、其本人与孙中山的关系等方面详加考察,认为小引作者既不是孙中山,也不是王韬,而应为郑观应。     

盛世迎盛会

2009年10月16日至20日，第十届中国西部国际博览会在四川戍都隆重举行。来自全球88个国家和地区的政要、商务部长及世界500强企业、各国工商界领袖、各国驻华大使莅临大会：中国大陆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以及港、澳、台地区组团参展参会；国内500强企业、中央企业和跨国公司CEO等国内外参展商、采购商等6万多人莅临展会。     

姚崇的变通智慧

姚崇是唐代开元盛世的创建者之一,曾三次任宰相.他经历复杂,仕途起伏不定,有时困顿非常,但终能破壁而出.他的人生要点就是变通. 善变求通 变通,是姚崇的经验和风格.在他看来,解决政治问题不能拘泥,不必循旧,必须力求变化,才能走向通达.后人曾评价说:"姚崇资性明达,善应事机,委曲通变以成国家之务."     

康乾时期京师文化的繁荣及其国际影响

"康乾盛世"是中国封建社会的辉煌时期,它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很多方面,将中国传统社会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峰。作为"康乾盛世"的核心,京师北京不可避免地在亚洲乃至世界的某些范围内受到人们的特别关注。在清代,朝贡体系覆盖了东亚的大部分地区,北京城处于这个体系中的核心地位。北京城对于朝贡国的影响力,不仅依托政治上的强势,也表现在思想文化上的强势。京师强势文化的产生,除了国家强盛的大背景之外,还有一系列的特殊的出自朝廷的高端文化举措。康乾时期另一个重要的文化现象是,进一步与西方文化接触,开始了超越朝贡体系的国际交往。历史显示,北京是古老文化的宝库,又是引领中国走向世界的先锋。北京的历史发展有其独特的经验,对其进行认真的总结,可以获得重要的启示。     

王朝盛世今安在 今朝煮酒论英雄

壹 人才与英雄，一对孪生兄弟，互为依存，何论盛世乱世？     

从“康乾盛世“到“嘉道中衰“谈吏治

"康乾盛世"和"嘉道中衰"是清王朝历史上两个重要时期,考察清王朝的整个历史,可以清楚地看出吏治对其兴衰起着关键性的作用,这时我们今天党和干部队伍的建设也有借鉴意义.     

论黄仲则诗歌艺术对李商隐感伤诗美的接受

黄仲则是乾嘉诗坛上有名的诗人,他接受李商隐诗艺所形成的感伤诗美在盛世繁响中特立独行,在诗史上留下了重要的一笔.     

"康乾盛世"的吏治理论与实践

吏治问题是历代政治家所关注、探讨的一个重大的社会问题.本文以公元1662年至1795年问清前期的"康乾盛世"为历史背景,对这个时期三代帝王在吏治上提出的理论见解及其反腐倡廉的历史活动进行了较为深入而详实的探讨,着重揭示了"吏治不清,乃国之大害"、"敷政之道,用人为先"、"民足为教化之本"等吏治论说,"洁己率属"、"政治行于上,民风成于下"的廉政建设方针,以及在实践中所推行的"贪污之罪,断不可宽",把打击的重点放在中央与地方高级官吏等惩贪政策.作者认为这些理论切合清前期社会实际,具有理论建树意义,为"康乾盛世"的开创发挥了积极有效的政治作用,同时也暴露了封建社会吏治的历史局限性.     

雄奇婉丽绵密精警——《顾浩词选》的艺术世界

顾浩同志多年担任省级领导,"难得官人是词人",既从政,又作诗,已出版了《金陵春草》、《江海涛声》、《盛世风情》、《神州凯歌》、《浩斋琴韵》等五本词集,这本《顾浩词选》(江苏文艺出版社)就是五本撷英、新作取华的合集,风格鲜明、艺术多彩,值得品赏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