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前后瞿秋白的革命心境比较

自中共六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内对“立三路线”进行了持续的批判和斗争。作为当事人之一，瞿秋白不可避免地被卷入漩涡。对“立三路线”的批判运动，到1931年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达到了高潮。但自1931年以后，瞿秋白的革命心境有了一个明显的变化。这种心境的变化，自然与他本人的健康状况不佳有关，但与当时党内政治生态的恶化也有着直接的联系。     

士人瞿秋白

士人胸怀国家的情怀引领瞿秋白走上马克思主义道路,并一生为之奋斗;士人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风骨使瞿秋白在逆境中坚持信仰。士人的文化核心是以和为贵,瞿秋白也深受"和"文化的影响,在党内的很多问题中,从大局出发,折中调和,减少党内矛盾,本为善意,却被迫卷入政治斗争。相比于一线的革命者,瞿秋白更显理论化,缺少实践经验,然仅依靠理论无法求一个中国问题的解决,总要在理论的基础上付诸实践。他是一个不乏独到见解并对中国革命深刻思考的理论家,尽管他的思考只停留在纸张中,却不能掩盖他的无产阶级立场和无畏的革命气概。     

简论瞿秋白的文艺功能观——纪念瞿秋白诞辰一百周年

瞿秋白的文艺功能观全面而有时代特色。他既强调了文艺的思想教育功能,又顾及了文艺的美感愉悦功能,而且还提出了文艺的语言文字示范功能。他这文艺功能观,不仅在当时,就是在今天,仍具有指导意义     

文学史重写的先声——论瞿秋白的文学史"整理"观

文学史写作往往不是纯学术事件。早在20世纪30年代,瞿秋白就提出要对中国文学史进行革命的"整理",实质上最早涉及了近现代以来文学史重写与革命逻辑的关联。瞿秋白文学史"整理"观的意义有两点:一,作为红色文学史写作意识的发端,开辟了此后革命形态的文学史叙述先河;二,率先倡导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文学史重构模式,把文学史写作纳入意识形态的理论体系建构中。     

瞿秋白先进文化观探因

为深入探讨瞿秋白文化思想的先进性,本文试图从文化领域内在关系的角度来回答瞿秋白之所以成就先进文化观的原因,或许可算是瞿秋白先进文化思想的文化探因。全文大致从五个方面展开论述。     

瞿秋白为何没有长征

2008年,南京大学教授王彬彬的《瞿秋白的不得不走、不得不留与不得不死》一文曾引起了轩然大波。当年长征,瞿秋白"应不应走"、"愿不愿走"呢?首先,看瞿秋白"应不应走"。瞿秋白是一位公众人物,在国共合作的大革命时期,他是一个公开的共产党员,经常来往于广州和上海之间,和国民党各方面打交道。他在黄埔军校作过演讲,黄埔的将领都认识瞿秋白。就是说,一旦留下他随时可以被敌人辨识出来。     

斗不过的“文化黑客”

革命战争时期,在国民党统治区域,瞿秋白教授创办《布尔什维克》,取名《少女怀春》,其实里面怀的是共产主义的春天。国民党有所察觉后,这本刊物又改名叫《小学高级用新时代国语教科书》。还有一本《红旗周刊》,不可能公开上市,于是就叫《快乐之神》,好像是都市男女的颓废读物,其实宣传的是让劳动人民早日快乐的精神。此外这本刊物还叫过《时事周报》、《实业周报》、《真理》、《出版界》、《新生活》、《摩登周报》之类,仿佛中产阶级读物。     

文学经典与颜色政治——瞿秋白与《子夜》的文学史接受

颜色政治学的存在是造成颜色化文学经典的根本原因。瞿秋白、茅盾和红色经典《子夜》在接受史上的互动,是中国左翼文学批评史的完美实践。它不仅丰富了瞿秋白作为革命政治家的文艺理论内涵,也改变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实践品格,更生成了中国艺术史上的特异现象——红色、艺术与经典之间无尽的纠结。     

呼唤“中国的西万谛斯”——论瞿秋白的侠文化批评话语

瞿秋白着眼于时代和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对侠文化作以阶级的分析,指出武侠小说对下层民众的不良影响及其危害性,对其思想倾向进行了批判和否定,但他对武侠小说在艺术形式方面的成就也有所肯定。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下,瞿秋白的侠文化批评话语有着历史的合理性与积极的时代意义,而其局限性也是非常明显的。     

生命悲情所成全的人格形象——重读瞿秋白《多余的话》

瞿秋白《多余的话》既反应着作者深刻解剖自己正直知识分子的真诚,又体现着他要给后人留下一段真实历史的责任感,既抒写着他对毕身追求的理想受到损毁乃至失落的悲情,又表达着对玷污着革命理想的道德纯洁性的“党内斗争”的抗议;在看来消沉悲观的曲笔下,表达的是党内正常民主生活受到破灭的心忧和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