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类”的时代——存在于子、集之间的汉代“小说家”与“赋家”

汉代是一个“知类”的时代,“家”意识觉醒。赋与小说成“家”的最大学术背景是《汉书·艺文志》将王道分崩离析后的民间私家之学和汉代众多新兴的学术重新汇聚起来,在新的统一帝国建构“新王官之学”,故以新参与者身份择“小说家”与“赋家”分别入“诸子略”与“诗赋略”,观采新王政之道。在早期中国知识学系统化的过程中,小说家和赋家又以“艺文类聚”之法,将从“类”的知识体系文学化。从知识归类视角考察“小说家”与“赋家”,既要以逆流而上的思路,由“四部”返回“七略”,在文集未炽盛之时,视二者为“一子之学”,在“新王官之学”建构体系中观其流别;也要以顺流而下的思路,观子学与文集成合流之势,觇见二者在流衍中互有交织,可资观采,又繁类成艳而“艺文类聚”,逐渐与子部疏离,进入集部视野。     

中国式现代化与低碳绿色发展

党的二十大庄严宣告,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和基本特征之一,便是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这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要求,也是我们作为负责任的大国必须承担的国际义务。中国现阶段碳经济问题态势严峻,中国式现代化在减排方面面临严峻挑战,中国“双碳”目标需要贯彻新发展理念,根本转变发展方式,切实实现高质量发展才可能实现。“双碳”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约束条件。     

历史幽灵学与现代中国的上古史——古史/故事新辨(下)

本文以《故事新编》和《古史辨》这两部经典文本对于古史与故事的不同处理为线索,通过鲁迅的“拟古史”叙述与顾颉刚及其周边的古史叙述的比较分析,阐述了在不同的时间观和历史观中神话、传说、史实的位置,分析了截断众流的古史观所依据的历史概念及其与欧洲、日本近代史观的关系,以及清末民初第一代共和史观之浮沉。论文后半部分集中论述鲁迅在其文学实践中所呈现的凝聚过去、现在与未来的非线性时间观,并将其概括为一种独特的、可以窥见为传统和现代历史叙述所遮蔽的无名者世界的历史幽灵学。论文共分十个部分,分别是：1.拟古史与神话、传说及史实的演义;2.“故事辨”与神话、传说、演义的放逐;3.隐秘的置换：从基督教世俗主义到中国/东亚现代古史;4.截断谁的古史?第一代共和史学之浮沉;5.破除名相与无名者的历史;6.非历史世界：神话、迷信、宗教;7.超历史世界：作为“神话之仇敌”的神思者;8.历史幽灵学：鬼眼与无名者的追问;9.作为幽灵的未来;10.无名者的显影时刻。     

由孝而教：古代教育智慧之中国式表达

孝是子对老的责任与义务及其承负关系,也可以理解为是父对子的教及子对父的孝,孝与教(效、学)之间存在着内在的意义关系。庠是兼具养老与教育的场所,养老即孝,孝与教相辅而相成。敬敷五教与良知良能是教由孝而生的事理和学理依据;德以孝为本,则体现为孝悌是实现明人伦教育目的和至德要道教育内容的根本。以亲密关系共同体为依托的古代教育,实现了社会教化与个体修身之间的家国同构。子对父有限度的谏诤行为,使源于父慈子孝的师生关系始终贯穿着道德理性精神。这就是由孝而教的中国古代教育智慧的意蕴所在。     

吴荫培《文略》的撰述体例与传统文章学资源再造

《文略》是一部辑录汇编式文话,为晚清吴荫培所撰,最初名作《文征》,定位为家塾课本,采取桐城派“格律声色”之说架构全书。后因经历清末教育改革受“癸卯学制”影响,增加了大量的文学教育相关内容,从而创建了集史、论、选于一体的文话体例。《文略》以新的体例,通过剪辑拼接,系统性地构建了作者理想中的文章教育和文法传授模式,并生动地诠释了文章格律多样的技法与风格,实现了对传统文章学资源的重新阐释与再造。从《文略》捍卫传统的著述姿态,可一窥传统文话面对清末民初历史风潮的应对策略与嬗变轨迹。     

勿使并进：经学对子学有超越而无凌驾——董仲舒的帝国意识形态设计及其边际划定

汉承秦制的政治“大一统”在思想文化领域的一大积极反应就是众多儒生能够自觉站在国家、民族的立场上思考问题,并以理论的方式回应集权政治的迫切要求。董仲舒的工作是双重的,既要挤对诸子,让朝廷优先选择儒家,又要激活儒学自身的社会批判功能,为皇帝设计出天道约束,借助《春秋》经义而制造出天人感应的平衡系统。董仲舒把当时的帝国学术分出三个梯度：“六艺之科”“孔子之术”,王道王教作为帝国的灵魂而粉墨登场,是意识形态的首选学派;包含众多的非儒学术,即“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其存活空间在社会、民办或私营;“邪辟之说”则对帝国精神和社会文化明显有害,当尽快“息灭”,以免滋生流毒。三个层级呈现橄榄型区块模式,边际划分明确,其政治可信度渐次减弱。经学与子学厘清界限,各行其道,互不相扰,经学对子学虽有超越,却无凌驾,并不谋求对百家学术进行整合与改造。经子关系的认识论误区主要在于,用今人的思维理解古人,因时空错位而遮蔽汉初意识形态确立之真相,把古代的民理解成现代的民。董仲舒确立经学是要用当时最先进的儒家“德教”开启民智而非愚民,这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善举。董仲舒的意识形态设计在汉初无疑是一种理念创新、学术创新、政...     

教育戏剧发展中的特征及功能研究

教育戏剧是戏剧与教育两大领域相互交融的结果,它既借鉴了传统舞台戏剧的艺术特征,也注重戏剧在教育实践中所能发挥出的美育功能,因此,教育戏剧既拓展了戏剧的社会性功能,又延伸和改造了传统戏剧的艺术特征。汉斯·蒂斯·雷曼根据各个时期戏剧的艺术特征创造性地将世界戏剧的整个发展过程划分为：前戏剧剧场时期、戏剧剧场时期、后戏剧剧场时期,教育戏剧的艺术特征在汉斯·蒂斯·雷曼的各个时期均有它的映照,并且教育戏剧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拓展了戏剧既有的特征,并深化了戏剧心灵升华、人格整合、公众联结三大美育功能。     

国家治理中的宪法教义学及其双重理性化功能

在当代中国语境中,以司法适用为主要取向的宪法教义学存在多方面疏缺,国家治理更应成为我国宪法教义学构建与运用的基本视野。国家治理对宪法教义学的需求集中体现在为国家治理秩序的正当性以及具体运行提供教义学阐释或论证。在宪法教义学的具体构建及运用中,应当重视处理好规范与经验、解释与反思、信仰与历史、原意与修辞等四对关系。从国家治理角度看,宪法教义学承载着对国家治理秩序的双重理性化功能,分别是推动政治决断的理性化和促进公共领域商谈的理性化。在政治决断层面,宪法教义学的运用侧重于政权体系的内部运用,基于政权体系内的议事、决策以及实施过程而解释宪法,其中辩证协调守成与变革、恰当把握“经史之辨”尤为关键。在公共领域商谈层面,宪法教义学的运用主要体现在为社会成员间的理性讨论提供话语平台、为国家政权体系与社会公众通过商谈达成整合及动员提供话语基础。基于国家治理秩序构建和运用宪法教义学是国家理性精神的体现,不应局限于形式性地解释宪法条文,而是要立足于我国的体制架构和国情基础,深入理解国家治理的复杂考量与细致权衡。     

后奥运时代京张体育文化旅游带创新发展研究

在中国文旅产业新阶段,京张体育文化旅游带的创新发展既能提升区域发展的协调性,又能塑造独特的冬奥文旅品牌,同时对于营造全民参与的体育文旅环境和提升公众体育素质具有显著促进作用。然而该区域的发展面临诸多挑战,包括缺乏区域间协同规划、创新性体育文旅产品不足,以及产业融合的缺失。面对这些挑战,建议采取综合措施以促进发展：优化资源开发、区域协同和可持续发展策略,为京张体育文化旅游带提供坚实基础;调整产业结构,为创新发展打下基石,同时融入绿色发展理念,促进绿色经济发展;创新构建多元化的奥运经济体育文化旅游产品,同时提升服务水平,加强宣传,以塑造独特的体育文旅品牌;加强专业人才培养,为区域旅游高质量协同发展提供人力支撑。     

新质生产力视角下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建设逻辑与路径

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充分凸显了行业企业的需求满足,是支撑行业高质量发展的新型组织形态。无论从理论逻辑、历史逻辑还是实践逻辑考量,产教融合共同体形态契合新质生产力发展。当前,共同体建设需要克服产教融合的矛盾问题、转换产教融合的推进动能、彰显新质生产力的时代特征、遵循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使命。因而,需要明确行业产教融合建设的总体路线,发挥企业和高水平大学的作用,通过技术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技术协同创新平台和推动产教融合国际化发展整合创新资源,高质量推进共同体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