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的法哲学建构何以可能？

家庭关系、伦理、结构、秩序、仪式、位阶等共同构成“家”的法哲学的基本内涵。由于人文底蕴的迥异,“家”在中西方语境中的价值表达也各有不同。传统儒教国家既把家庭视为人类认知文明与实践良知的终极场所,又把家庭作为遵从公共规则与实现政治理想的源发地。这意味着,“家”既蕴含着个体身位所需践履的“名分之守、爱敬之实”的家内礼法秩序,同时又得以将这种拟制、扩大的秩序上升为国家社会治理的制度需求。这造就了中国传统家庭法哲学中强烈的家族主义“泛家化”的特征。但是,由于迭经现代化的“毁家”运动,中国人对于“家内礼法”的理解已经在形式上全然异于所有类型的传统秩序。现代社会的发展依靠的是家庭之外的公共领域,家庭被边缘化,重家的合法性也遭到排斥。在整合国家社会价值观时,我们不得不面临“家”的法哲学何以建构的难题。     

论夜郎之争与文化资源开发研究

夜郎这个远古的地域文化名称,孕育着多姿多彩的神奇文化.近年来随着我国文化资源开发、西部大开发的推进,各地对夜郎文化的争夺愈演愈烈,神秘的夜郎文化也进入人们视野.接下来,本文将分析夜郎之争与文化资源开发研究,旨在更好地推动文化资源的健康、和谐开发.     

中国孩子何时迎来放牛班的春天

今年全国“两会”上,政协委员詹国枢和沈鹏联合提案,呼吁全国中小学停止评选三好学生。由此,一场“三好生”存废之争拉开帷幕。     

20世纪70年代“英国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多元发展

"密里本德-普兰查斯之争"深刻影响了20世纪70年代英国新左派的理论走向和"英国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发展面貌,使之进入一种多元发展的新格局。安德森努力将普兰查斯的生产方式"多元决定"论与马克思的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理论相结合,建构了一种"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前资本主义国家理论。"社会主义经济学家大会"成员在继承德国资本逻辑学派基本立场的基础上发展出了一种资本-阶级冲突论的资本主义国家理论。后期普兰查斯以不在场的方式深度介入"英国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进程,成为一位非英国的"英国马克思主义"者,进而在回应福柯批评的基础上,初步建构了一种马克思主义的国家权力批判理论。     

井田制研究与近代中国——20世纪前半期的井田制研究及其意义

长期以来,土地制度是中国社会的基础。而作为其源头的"井田制"不仅仅作为一个"历史"事实,同时还作为"理想"与"现实"贯穿于历史的始终,成为中国传统学术中的经典问题。进入近代之后,在救亡压力与西方文明的冲击下,传统上对于井田制之"历史"、"理想"、"现实"三维度统一的理解也分裂了,呈现为"理想—现实"(今文经学)与"历史—现实"(古文经学)的两个极端。而在进入民国之后,在西方社会科学的影响之下,众多学者们开始在新的意义上探索井田制之三维度的新关联,同时也是试图通过重新理解传统,来探索中国走向现代社会的方向。20世纪20年代有胡适和柳诒徵对于"历史"维度与"理想"维度的分别探索,30-40年代则有郭沫若、高耘晖等开始在社会理论的基础上重新统一"历史"、"理想"、"现实"三维度的尝试。在这些尝试中,"历史"与"理想"维度间的张力继续成为问题焦点。这些重要研究深化了井田制新研究的各个侧面,为我们今后进一步探究井田制的意义,并在此基础上深入理解中国社会的现状与未来奠定了基础。     

唐宋文之争发微

唐宋文章向来被视为一体,故有所谓"唐宋八大家"之说。但唐宋时代文化迥然不同,唐宋文章也因而有别。唐文乃中古之文,宋文有近世之风;唐文是复古的,宋文是维新的,唐宋文之争的实质是唐宋文化的转型与差异。唐宋文章之别在韩欧之争、韩苏之争、韩朱之争中有非常鲜明的体现。     

文公礼法家同教：《家礼》的朝鲜化与朝鲜朝的中华观

朱熹《家礼》在丽末鲜初东传朝鲜半岛,被朝鲜朝的国家典章（法筵之学）与士庶日用（韦布之学）遵为不刊之典。《家礼》文献的大量创制、“冠昏丧祭”四礼仪文的反复考辨、畿湖与岭南礼学派对“家”哲学思想的发挥,充分体现了东亚儒学“家同教”的特征。与此同时,朱子礼学为朝鲜朝性理学的奠定与中华观的建构夯筑起强大的礼制基石。《家礼》朝鲜化所内涵的“语言民族主义”意味着认知、运用以及阐释华夏之礼,是承续中华道统的重要方式。通过这一方式,朝鲜朝逐步确立在东亚文明的排序以及对“我者/他者”的认知。礼义等同于中华的这一认知,不仅为朝鲜朝积极效法华夏文明提供核心价值,同时也是“一体多元”的中华观在域外礼学中的重要表达。     

玛格丽特·米德列传

玛格丽特·米德是美国著名的女人类学家。她的作品曾轰动一时,《萨摩亚人的成年》是她的代表作。作为文化心理学派的开创者,米德的研究方法受到各方关注并形成热议,其中不乏最著名的"米德-弗里曼"之争,除此之外还有不少国际国内学者也对她和她的研究进行了评价。     

圆教的自拘——山家山外之争与宋代制度佛学

面对宋代制度社会的挑战,宗派佛学的判教体系难以维持,天台圆教的自明性面临危机.为拯救圆教危机,宋代天台宗将限于佛教判教的"开权显实"原则施用于己身,自拘圆教形式为制度之法以参与到世俗社会中,通过对俗世的开显而实现圆教的"即权而实".在此过程中,台宗内部产生了对行忏苦行之法与持戒治心之学的不同选择,由此引发了对圆教之义的争论.台宗的圆教之争反映了宋初佛教对存在合法性的诉求,也展示了宗义再生产与制度社会间的博弈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