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书写的现代性焦虑与新奇美学之生成——以“机关枪篆文”与“英文书法”为中心

在20世纪初唯科学主义的语境中,围绕着汉语及其书写形态进行了争辩和改革。科学主义者以鲜明的激进立场对汉语形态和书写形式进行改造,却陷入了因古典形态在知识范式中的稳定性自足所带来的如何进行现代性转换的形式焦虑:一方面要维持其自身知识系统的古典合法地位,另一方面又要配合现代性的知识改造。在吴稚晖、黎锦熙等人的国语罗马字实践中,逐渐生成了一种新奇的书写美学共同体:既有向古典书写形态妥协的"摩托篆文",又有依托于表音系统的"英文书法"。二者呈现出不同的新奇:前者的书写以复活英文罗马注音作为汉语书写的主体,乃"以新入古"之新;后者是以旧的金石形态来承载新的概念,乃"以古化古"之新,二者有形态上的差异,也有思想来源上的近似,即以激进科学主义立场来妥协新与旧的纠葛。     

浅析礼法结合的历史演进及其对我国的影响

礼法结合综治模式自秦汉儒法整合到西汉形成以后,又经魏晋至唐最终定型,直至清末,在基本结构上就没有什么变化。纵观汉以后各朝代,都继承和坚持了礼法结合的综治模式,并根据当时实际部分的调整,灵活地加以运用,但从来没有超出其范围。笔者详细分析了礼法结合的历史演进及其对我国的影响。     

由“两E之争”谈高校人才培养

本文以“两E”人才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为视角,探讨基础理论型人才与应用开发型人才的相互关系,从而阐明当前我国高校既要加强基础理论研究,又要加强应用开发研究;既要重视基础理论教学,又要重视学科专业的技能训练,走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有机结合的道路等问题.     

道德观的碰撞与历史的进步--辛亥革命时期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的斗争

辛亥革命前后,西方国家的以"天赋人权"和"个人本位"为核心的思想和道德观念传到了中国,与中国的以三纲五常为基本内容的旧道德发生了激列的冲突和碰撞.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汇成了当时思想文化和政治领域的波澜壮阔的历史潮流.在新的世纪我们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重温中国近代史上的这一段两种道德观的碰撞和斗争,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国企:生存之难改制之难

国企改制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一块硬骨头.在实践上,还没有探讨出普遍有效的途径,在理论上更是混乱,尤其在"郎顾之争"以后.今天,我们要探讨,国企为什么要改制,又为什么难改?也许能为进一步的国企改制提供一些有益的启迪.     

“礼法共同体”的行动逻辑——基于农村新集体化视阈下的村庄图景

"礼法共同体"是相对于"村落共同体"、"村社共同体"的不同提法,农村"新集体化"成为了构建"礼法共同体"的重要基础。"新集体化"较"传统集体化",即农业合作化、人民公社、乡镇企业有着迥然不同的特质,体现为村级集体经济所引导的村庄整体嬗变。在此冲击下,蕴含于共同体生活世界中的"礼"开始逐渐淡去其光晕,而作为系统世界中"法"的元素开始扎根于其中,与"礼"进行着交互与糅合。由此,"礼"与"法"共存于共同体内部,成为了引导村民行动的两股不同约束力量,呈现于村庄的经济场域、社会场域、经济场域之中。     

理雅各的易学“太极”观

理雅各的易学"太极"观形成于19世纪中期由西方传教士发起的"术语之争"阶段。围绕God的汉译译名之争,理雅各通过援引宋元理学家的易学诠释理念,一方面努力发掘《易经》中"太极"等同于最高人格化存在"帝/上帝"的神学意蕴,为自己的"帝"译论张目立纲;另一方面又不得不发掘理学家"物化""太极"的一面,以期推翻论辩对手的"神"译论主张。理雅各的易学研究由此在客观层面上兼备了彰显理学内部体系矛盾和加强中西思想沟通的双重效应。     

论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变局与礼法之争

在春秋战国时期,"礼治"和"法治"是两种不同的学术和政治思潮,两者何为主从构成了儒法的分水岭.在维护等级秩序方面,礼、法并无质的不同,但"法"地位的上升及得到传统"礼治"社会的认可,极大改变了人们"循礼不化"的传统.在战国时期除旧布新的改革进程中,"法"以强有力的规定性发挥了巨大效用,但"法"始终未能完全取代"礼","礼"、"法"仍然各自有着自己的适用空间,而且等级之礼在社会阶层经历了巨大的变动以后,通过法的强制性制约得到进一步巩固.     

论宋诗的宗派意识

在中国诗史上,宋诗体现出空前强烈的变革性、自立性,从而形成与传统诗风完全不同的特征,究其原因,与宋代文人宗派意识的确立、强化密切相关。基于宗派意识,促使不同类型的文人形成各自的群体乃至流派。从诗歌体派发展看,宋诗体派既表现出对唐诗体派的继承,更多有对唐诗体派的变革。最重要的特点是体派聚合的自觉性,更多地接近了现代文学流派的性质。正是自觉的宗派意识,促使宋诗各体派形成明确的疆域,各派别的争疆别垒,不仅强化了宋诗革新创变的本质特征,而且以一种独特的范式开启了延续千年的唐宋诗之争。     

叶向高与东林党

“东林党魁”叶向高之说尚有商榷之必要。万历年间，叶向高在国本之争上确与东林党人保持了一致。但这也是当时大多数官僚士子的意见，不能以此而确定时向高是东林党人，尚需考察两者在其他政务上观点之异同。事实上，入阁前之叶氏与东林党人的政治观点尚多一致，但人周后，随着政治地位的变化，其与东林党人的分歧日趋明显。尤其天启年间，就宦官专权与辽东军事问题，叶向高却极力斡旋于包括东林党在内的各种政治势力之间，成为中庸调和派的代表。虽然在某些问题上他同情东林党人，但就实质而言，他并非一位东林党人，更不是“东林党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