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作社“自治化”还是“行政化”——20世纪中国乡村合作运动推进中的路线之争剖析

"自治化"与"行政化"是合作事业推进中两条相异的路径。前者是一种社会"自组织"行为,由民众主导"自下而上"展延,更能体现合作经济的本质;后者则是借用行政力量"自上而下"进行,易使合作社"异化"。20世纪中国乡村合作事业推进中两条路线的讨论,一定程度上外化出了人们对合作经济进行中政府角色及行政力量参与程度等一些实质性问题的理性思考。     

论汉代的经学与法律

作为两汉封建意识形态核心内容的经学，对汉代法律思想、法律制度和法律实践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今文经学的神学化，导致“大德小刑”论盛行，并成为我国正统法律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今文经学的阴阳五行化，使先秦时的“德刑时令说”得以发展，并对汉代及后代的司法活动产生了影响。经学的独尊造成儒家经典的法典化，它不仅成为立法的理论基础，而且变成直接用来决案断狱的法条。经学维护等级制度，促使礼与法的进一步结合，形成“出礼入刑”的局面。东汉古文经学的勃兴，使注经成为时尚，由注经发展到注律，便在汉代产生了律学。     

从差异到共识:先秦诸子研究的视角转换——以"儒法之争"为例

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以及古今学者对"争鸣"格局的学术梳理,凸显了先秦诸子思想之间的差异和分歧.然而,差异与分歧并不能掩盖他们在基本政治价值及救世情怀层面的共识.传统的"儒法之争"思路,无法准确揭示儒法之间的内在关联."共识"研究视野的先秦诸子研究,差异与分歧只是在共同思想底色上或浓或淡、或双色或单色的区别,是在共同政治价值基础上体现的各自侧重点之差异,而非善与恶、正义与非正义的差异.     

清初来华传教士马国贤与中国礼仪之争

中国礼仪之争对中国天主教传教史影响深远。通过研究来华的虔劳会会士马国贤在中国礼仪之争中的言行，我们可以看出，天主教各派在此一问题上争论不休的主要原因就在于它们各自对中国文化的理解不同。中国礼仪之争也表明中西文化的认同是何等的艰难。     

叙事自我：特质与情境的整合

特质与情境之争与自我观密切相关。传统心理学假定自我是作为精神实体而存在的，则行为是由特质决定的；社会建构论认为自我是我们在与他人的关系中通过语言建构而成的，则行为由情境决定。叙事心理学认为生活故事形成并建构了一个人的自我与人格，故事为一个人的自我提供了特质与情境的统一。叙事心理学将叙事思维引入心理学，用生活故事架起了一座连接特质与自我的桥梁。     

刘歆校书与古文经的发展

刘歆及其父亲刘向通过校理国家藏书,为我国古代图书事业的发展做出了贡献。本文从当时的学术背景入手,通过分析刘歆校理图书、编撰目录等工作与古文经地位的确立、古文经的发展的关系,来确定刘歆校书对古文经学发展的深远影响。     

禽流感疫情管理中的问题与挑战：一项基于家禽风险管理的实证研究*

以往的疫情报告表明,小规模养殖方式的存在是导致疫情爆发的主要根源。如何对小规模养殖方式实施监督是重建整个疫情规训设置的重中之重。然而,调查表明,现有疫情规训机制是基于现代养殖场的风险管理模式建立的,不论“知识-权力”设置,还是管理技术都难以对小规模养殖方式和散养方式实施有效监管。而且,在整个乡村,盛行着工业化养殖文化（现代养殖文化）和有机养殖文化（传统养殖文化）的话语权之争。因此,为了应对碎片化风险管理现状,不仅需要进一步完善现有的“知识-权力”设置,而且需要重新定义工业化养殖文化,以克服现有“混杂性”小规模养殖方式的诟病,真正建立有效的疫情管理机制。     

从文化伦理角度看隋初太子废立之争

隋初太子废立之争,在传统研究视角中是一个历史课题,本篇则尝试由文化伦理角度对此问题再作一剖析。太子杨勇因德行不检而遭黜,晋王杨广却矫言饰行,借机发展自己的势力,最终获取了皇位继承权。德行问题是封建社会皇位之争中惯用的藉口,在隋朝则因其深刻的政治文化背景而颇具特殊性。     

文化互视与自我镜像——利玛窦译名政策背后的中西文化互释

作为明末清初天主教来华暨中西文化首次实质性相遇的"第一接触点",利玛窦的译名政策受到中国奉教士人的拥护.从文化互释的角度来看,利玛窦与中国信徒之间关于译名政策的高度默契是以彼此对对方的误读和对自己文化的调适为基础的.该政策最终的成与败提示我们:异质文化间的对话与交融必须在一定限度内进行方能有效.     

一桩被“遗忘”的诗学旧案:象征主义诗学观念建构中的“二梁之争”

1936-1937年发生的梁宗岱与梁实秋关于"象征主义"的论争,一直未引起学界太多的注意,而在颇为复杂的"二梁之争"背后,实是两位学者因不同的学理渊源所引发的一次诗学问题的交锋。梁实秋古典主义的伦理人性诗学观和梁宗岱象征主义的纯诗论诗学观是他们论争发生的根源所在。论争对中国象征主义诗学观念的建构具有不可忽略的重要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