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初“劳动话语”在中国的兴起

20世纪初“劳动话语”在中国兴起，其所具有的丰富政治意蕴来源于19世纪中后期欧洲社会主义思潮的影响。从20世纪初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中国报刊杂志上的“劳动”话语表述，将“劳动”视为社会底层民众“专属”谋生方法与身份标签；将“劳动”提升为社会及个人道德水平高低的评价标准；并进而成为劳动阶级争取社会平等权利的关键词。社会舆论围绕“劳动”概念内涵展开论争。从“劳资争议”到“阶级战争”的话语变更，标志着下层劳动者阶级意识的自觉，改变了“劳动（劳工）问题”的解决方向；关于“劳心”与“劳力”的价值论战，反思并挑战了传统中国社会权利的归属与分配。“劳动教育”的传播与实践对劳动阶级的觉醒和工人运动的发展产生了直接影响。百年前劳动话语在中国的兴起，是新思想新观念冲击旧的社会制度赖以存在的意识形态的过程，是劳动大众尤其是工人阶级接受新思想新观念的过程，是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建立工人阶级文化领导权的开端。     

文学论争与沈从文的“自我经典化”——兼及“京海之争”与“反差不多”论争的重审

1930年代，沈从文先后发起了“京海之争”“反差不多”等一系列文学论争。当我们重返论争所发生的历史现场，将两次论争结合起来进行整体考察，可以发现：“京海之争”并非“京派”与“海派”这两大文学流派之间的正面交锋，而是由沈从文独自代表北方作家群体（京派），与居于上海的作家群体（主要是左翼作家）展开的一场关于政治、商业与文学之间关系的大讨论；“京海之争”的真正肇始也不是沈从文的《文学者的态度》一文，而是他的另一篇文章《论“海派”》；同时，沈从文发起“反差不多”论争的真正意图与“京海之争”一脉相承，都是旨在通过批判文坛普遍存在的“差不多”现象，凸显以自己为代表的“京派”文学之独特价值。藉由系列文学论争，“京派”这一“作家群体”正式浮出历史地表，而沈从文作为后期“京派”文学的代言人，其创作观念和文学理想也日益凸显，并逐步在整个中国现代文坛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文学论争显然是沈从文主动选择的一种“自我经典化”的媒介策略，无论是在“京海之争”中强烈批判“海派”作家“玩票白相”的创作态度和“商业竞卖”的恶劣风气，还是在“反差不多”论争中激烈指责以左翼文学阵营为代表的公式化、概念化创作倾向，其背后潜藏的都是沈从文强烈的“自我经典化”意识，他实际上是想要借助群体的力量，让自己代表和引领的自由主义文学理念脱颖而出，以完成在中国现代文学场中的站位，进而为自己念兹在兹的“伟大中国文学作品”指明创作方向。     

陆九渊攻朱熹的一个知识社会学分析

本文从知识社会学的视角分析陆九渊对朱熹的攻击。陆九渊甫一出道就名动士林，但亦面对朱熹学术的压力，这直接导致陆九渊对朱熹的回应由学术的对话转变成理学共同体内部的思想竞争。朱熹取守势，呈现出包容；陆九渊取攻势，决无妥协。在南宋结党已成为客观现实的背景下，学术思想的阐明、知识形态的塑造、理学共同体的认同、权力世界的斗争形成了错综复杂的关系，致使朱熹所撰《曹立之墓表》引发陆九渊对朱熹的攻击。通过对朱熹的攻击，陆九渊最后判定朱熹思想的核心是老学、话语是禅学、性质是伪学，同时彰显了自己对形而上学的拒斥。     

王昶诗学观的兼容性

王昶是乾嘉时期的著名学者、朝廷重臣，同时又是领一时风气的诗坛祭酒，其诗学观不是以观点鲜明引人注目，而是兼容并蓄、陶熔百家，体现出极大的包容性。王昶将“性情”纳入“诗史”的范畴，极大地拓宽了传统“诗史”观念的内涵。他从史家立场出发，弱化了诗歌艺术手法的要求，论述了诗歌发挥教化功用的不同路径，为其兼容的诗学观念提供了又一重要支撑。此外，王昶对诗写艳情、学问入诗及对立风格的诗作都持包容态度。然而，面对唐宋诗之争时，王昶固守宗唐立场，他对宋诗只是兼容，并不兼宗。     

杨亶骅《古本大学辑解》与晚清的“朱王之争”

“朱王之争”无疑是晚清多元学术思潮中的一条主线。以往学界多聚焦于晚清朱子学阵营对此问题的回应和关切，而对势单力薄的王学阵营的立场少有关注。这就难以整全地呈现晚清“朱王之争”的理论图景，故以晚清王学护法杨亶骅为切入点来弥合这一缺陷就显得尤为可行和必要。杨亶骅沿袭“依经立言”的学术传统，围绕“朱王之争”的焦点《大学》文本，积极介入和回应这一时代思潮，以“拒斥朱子改本”、“分三纲领者失之”和“八条目只是一事”为学术诉求，显豁出逆主流思潮“尊朱斥王”的“伸王抑朱”的学术特质，着了晚清重振阳明心学的先鞭。这不仅为阳明心学在清末民国的再度登场起到倡导和赓续之功，也以王学融摄朱子学的独特形式为朱、王会通提供新的方案，成为全面构筑晚清“朱王之争”理论图景和学术谱系不可或缺的一环。     

老子不老：作为儒法和解之基的新道家

一部中国思想史，就其根本而言，实际上就是一部儒法之争的历史，也即一部坚持“礼治”还是坚持“法治”的历史。然而，追本溯源，无论是儒家礼治所尚的亲亲而仁民的家国合一，还是法家法治所尚的己之私利以成天下之公的以利释义，都是以老子“道法自然”的“生命自组织性”为其共同的终极依据、终极根基。认识到这一点，不仅有助于克服中国思想儒法取舍之间非此即彼的两难，同时正如近现代异军突起的“以道释儒”“以道释法”复老思潮所表明的那样，也为当代呼之欲出的“新道家”的兴起做出了极其重要的理论铺垫和贡献。     

原创性对二元范式的超越：论荷尔德林的古今之争

荷尔德林对古今之争的思考突破了温克尔曼、康德、席勒的二元范式，以原创性回应古典和现代孰为优劣的问题。荷尔德林基于自身的现代处境，通过对悲剧性时间的考察，坚持以陌生性调和、激活本己之物。这一切都只能诞生于悲剧性的心灵，诗人在拆毁和重构中进行全新的创造，用纯粹的言辞来建筑祖国。     

批判继承与转换创新:传统儒家思想资源的现代转换

中国传统思想资源特别是传统儒家思想资源的批判继承与转换创新，是一个具有世界意义的重大事项。在西学东渐的大背景下，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转换在过程上不可避免地变成了一个古今中西之争愈演愈烈的过程，一方面是西学无孔不入地传播、渗透和濡染传统文化，另一方面来到中国的西方概念及理论等无一不在中国化，也无一没有中国化。中国社会从传统到现代不仅必然要经历一个循序渐进的历史过程，而且还得在这个过程中进行古今中西文化的汇通工作，立足中国，面向世界，取新复古，别立新宗。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就是这样一种别立新宗的最佳历史选择，批判继承，转换创新，既取了马克思主义之新，又复了中国化民族共性之古。     

咸丰时期的巡幸之议

咸丰后期曾在内忧外患交困的情势下,被迫巡幸,为此诱发了朝廷内外的巡幸之争。巡幸之争的产生决不是偶然的,它反映了当时复杂的时势及权力之争,其中西巡的观点一度甚嚣其上,对光绪二十六年的西巡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