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子思想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探究

荀子思想中的明分使群、天人观、性恶论、礼论等思想极为深邃,其思想视角独特,立论深刻,现在仍然值得我们深究进一步挖掘出其思想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进而推进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思想的发展。     

“木精为青牛”考释

植物精怪的动物化是一种世界性民俗现象,在中国古代则有“木精为青牛”的说法。究其原因,这一观念的出现大约有三方面的影响因素:一是古代神话中植物神祗动物形貌的遗存;二是秦汉时期有“出土牛迎春”的礼俗,土牛、青牛与春天、树木关联在一起;三是中国古代有源远流长的青牛信仰,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尤为突出,这是“木精为青牛”说的民俗背景。      

朝鲜王朝大射礼研究——以《大射礼仪轨》为中心

以记录朝鲜时代英祖十九年大射礼筹备、施行过程的《大射礼仪轨》为中心,采用文献资料法,在介绍大射礼在朝鲜半岛传播及与施行情况的同时,对英祖十九年大射礼的历史背景、礼器用具、仪轨构成等进行展析,力图再现朝鲜时代大射礼的基本样相,为大射礼的发展与传播研究提供了新的史料参考。     

从《文心雕龙》“由内及外”的思维方式看其礼学蕴涵

刘勰《文心雕龙》无论是对理论体系的设置,还是对具体问题的论述,或是对总纲五篇的排序,抑或是用“文心”来为全书命名,均体现出一种由内及外的思维方式。而归根结底,这种思维方式源于南朝礼学,所以《文心雕龙》与礼学在思维方式层面具有鲜明的异质同构性。刘勰的思想精神与立身行事体现出其积极入世的儒家情怀,彰显出对礼学的热衷推崇,可以说进行礼学批评是其撰写《文心雕龙》的一个动机,以此敷赞圣旨,进而谋求仕进。因此,《文心雕龙》彰显出浓厚的礼学思想特色,具有深厚的礼学蕴涵,由内及外的思维方式正是其礼学蕴涵的表现之一。     

略论中国古代法律的基本性质——兼谈中国古代无民法

关于中国古代法律,"诸法合体,民刑不分"的习惯说法并不妥当,它意味着诸法都有,没有分开而已;民法之说则似是而非,模糊了民法与刑法的区别,也模糊了古今与中西法律的基本区别.在中国古代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法律作为维护家天下统治秩序的工具,核心是一个"刑"字,是泛化的刑罚.它无所谓民事与刑事的区分,只有事之大小、刑之轻重,故与民法无关,也不等同于刑法,勉强可视为一种片面的刑法.实际上,中国古代社会无从产生民法,民间社会关系与纠纷概由律及礼、俗调节.     

吕温家世考(一)

吕温生大历七(772)年,卒于元和六(811)年.其先祖或"高尚不仕",祖父延之以下,历仕肃、代各朝.父渭官至礼侍,三典贡举,惠益士林.温官终道州刺史.有弟恭、俭、让,均俊才.     

文公礼法家同教：《家礼》的朝鲜化与朝鲜朝的中华观

朱熹《家礼》在丽末鲜初东传朝鲜半岛,被朝鲜朝的国家典章（法筵之学）与士庶日用（韦布之学）遵为不刊之典。《家礼》文献的大量创制、“冠昏丧祭”四礼仪文的反复考辨、畿湖与岭南礼学派对“家”哲学思想的发挥,充分体现了东亚儒学“家同教”的特征。与此同时,朱子礼学为朝鲜朝性理学的奠定与中华观的建构夯筑起强大的礼制基石。《家礼》朝鲜化所内涵的“语言民族主义”意味着认知、运用以及阐释华夏之礼,是承续中华道统的重要方式。通过这一方式,朝鲜朝逐步确立在东亚文明的排序以及对“我者/他者”的认知。礼义等同于中华的这一认知,不仅为朝鲜朝积极效法华夏文明提供核心价值,同时也是“一体多元”的中华观在域外礼学中的重要表达。     

仁-礼关系中的形而上学问题与现代性的两难处境

在孔子所构思的仁-礼关系中,蕴含着极其复杂的存在论意义,其不同寻常的深刻性只有面对现代性的两难问题时才能充分地彰显出来。事实上,通过对仁-礼关系的构思,孔子在人类思想史上第一次不再将社会整体性看作是对个体存在的外在限定,而是把它看作是属于个别化存在本身的内在规定。但是,由于实体性的礼及其所表达的特定的社会秩序被孔子直接等同于存在的整体性本身,因而也就产生了一个与他的原初设想相悖的结果:礼实际上取代了人的个别化存在的源始世界关系,而成为一种对个人拥有绝对权力的东西;这一点与孔子在存在的根本问题上的沉默态度是相适应的,并且也因之而得到了强化。在这种情况下,认为可以直接用他的思想来对治现代性的诸多问题,这种想法显然是不负责任的。     

析古代祭祀活动与中国法的起源

华夏民族在生产生活中形成的祭祀行为可谓源远流长,由祭祀活动产生的约定俗成的行为规范被认为是中国古代最早的法律内容之一.古代祭祀活动不仅对中国法的起源,而且对中国法的精神及原则都有着深远的影响.     

试论《礼记》中的情—礼关系

对儒家而言,内在的情与外在的礼之关系是一基础论题。情是人心感应于事物而生发的内在心理活动,为人之现实生命活动的基本表达样态。礼之制定与践履须以人之诚意与真情作为内在要素与基本要求;同时,礼亦能够表现情,文饰情,又还以培植情,这些都表现出礼“顺人情”的一面。另外,礼还节制人情,使之合宜适中,由此建立和谐的伦理—政治秩序,这是礼“治人之情”的一面。立足于对人情的随顺与治理,礼成为既仁且智之人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