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礼文化与敬谦语传播关系研究

礼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而传播又是文化自身的题中之义,文化与传播一而二、二而一.敬谦语的生长和繁荣一方面深受礼文化传播的影响,另一方面又影响着礼文化的传播:身为载体的敬谦语为表,礼文化为里,二者表里相依共生,助推了敬谦语的发展;敬谦语又与礼文化融为一体,成为礼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运用严谨遵循而且映射着礼文化;敬谦语渐被泛化成社会通用的言语模式,积淀成为呈惯性滑行的言语惯习,从而奠定了礼文化在封建社会中更顺畅、更长足传承的基础.从敬谦语对礼文化的服务、映射和传承的视角,探寻敬谦语在历史发展进程中所历经的与礼文化传播的关系轨迹,具有一定的学术意义.     

论《周官》与西汉河间儒学

《周官》成书众说纷纭,将之成书移至载籍初见的河间则更为科学砥实,众多聚讼亦涣然冰释。《周官》标举周制,实为大汉立法,其封建是大一统封建,其制度是六卿共治的文官制度,一方面尊礼君王,一方面又将王权牢牢地限制在制度秩序中,试图织构一个道德文化的精神秩序与行政法律秩序的二元社会政治结构,这种结构已有君主立宪的原始宪政精神。为强化制度权威,《周官》强调天礼合一,甚至天地都要接受礼的规范。这在河间儒学的《春秋》左氏学、《毛诗》学等方面均有体现。本文称河间儒学这一构建为天礼之学,与时中央儒学,强化皇权地位的天人之学形成了深刻的学术分野。     

郑玄“三礼注”诗乐思想探析

“三礼”即《周礼》《仪礼》《礼记》三部礼书的简称。郑玄为“三礼”作注,在训释名物、注解经文的同时,还详细阐发了自己的文艺思想,对诗乐的生成、功效等问题进行了探讨,给后代研究以重要影响。     

论明代国家权力与乡约的调适和融通——以黄佐《泰泉乡礼》为中心

明政权建立后,国家的提倡和支持不仅为乡约的推广和发展创造了广阔空间,而且也使乡约在基层社会治理体系中的合法性得到进一步加强。嘉靖年间,广东士人黄佐所作的《泰泉乡礼》将乡约与国家权力做了适当的调适和融通之后,建构起了一个以乡约为中心,包括乡校、社仓、乡社和保甲在内的立体型乡治体系,从而将基层社会中的政事、教事、养事、祀事和戎事等生活事务串联起来,逐步实现了乡约在其性质、功能、组织以及制度等方面的时代性转变。黄佐乡约理念的践行为明代和后世基层社会治理模式的探索做了积极的贡献。     

反思与再造：宋代士人对礼治与制礼的讨论

宋代官修和私修礼仪文本的繁盛,其背景是宋代士人对礼治的深入讨论,大概包括史鉴和内涵阐发两种取径,前者侧重于从历史事实中发掘礼治之于国家统治的意义,后者则侧重于阐发礼的内涵与外延,虽然有上述不同偏重,但都指向礼的功能和实施手段,即如何把束之高阁的经典运用于现实社会等问题。依时而制礼是经典从文本通向实践的前提条件,如何订立切合时代需要、贵本而亲用的礼文是积极推行士庶礼仪的士人不得不面对的问题。宋代士人在检讨此前礼仪制作得失的基础上,对礼仪文本的改造之法也展开了讨论,尤以朱熹的观点为重,提出整体改造、上下有序、吉凶相称,考订节文度数、推明其义等诸多准则或方法。     

简论俞正燮的伦常观

俞正燮作为嘉道时期著名考据学者,在对社会伦常问题展开探讨时,继承发扬戴震所开创的皖派考据学治学范式,力图通过考字词以求道,同时结合清中期礼学研究的热潮,从礼制、礼意、礼器等多方面展开考察,重省社会中君臣、父子、师生等人伦关系。分析俞正燮的伦常观,可以发现他通过对考据内容的选择、考据再诠释等方式,延续早期启蒙学者所探讨的话题,部分继承他们所提出的价值观念。这也再次证明晚明以降所产生的早期启蒙思想发展至19世纪初期并未消亡,而是在历史的洄流中曲折前进。     

“中庸”浅说

“中庸”作为儒学核心范畴之一,是儒家伦理道德的行为准则和思想方法,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文化观念。“中庸”思想虽植根于中国上古社会文化之中,然而作为重要文化观念概念的提出,则应归功于孔子;子思及门人继承发展了“中庸”思想,并形成了系统性的理论著作《中庸》;宋儒进一步在哲学文化观念上丰富和发展了“中庸”。论文从“中庸”概念内涵出发,对“中庸”作为道德范畴的思想意蕴进行了初步考察。“中庸”作为道德伦理,它源于人所禀赋之天命、天性,然而在现实的人生修养和社会实践中,却和“礼”有密切的关联。如果说天命、天性是“中庸”思想形成的终极根源,那么“礼”则是其真正实现的外在规范。     

孔子“仁学”的三个层次

孔子“仁学”的三个层次包括仁之情感、仁之理性和仁之规范。仁之情感是指仁作为一种具有博爱精神的人文主义情怀,它由亲人及大众,由社会及自然,在具有广泛性的同时又具有层次性。仁之理性是指仁作为根本的道德原则,其基本内容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仁之规范是指仁作为相对具体的行为准则,主要包括“义”、“礼”和“中庸”。     

礼和刑的历史意蕴及其现代启示

礼和刑,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是国家治理的手段和工具,在国家治理过程中,都发挥了各自的规范和约束作用。礼和刑同步源起于夏,自夏朝开始经殷直至西周,既有了礼,也有了刑,到西周时期达到顶峰。礼是指导人们该怎样行为的规范,是禁恶于未然的预防,其功能在于引导说服;刑是对违背礼的行为进行刑罚处罚的规范,是惩恶于已然的制裁手段,其功能重在制裁和禁止。礼是引导性指导性规范,刑是禁止性处罚性规范。礼和刑有不同归宿。春秋战国时期法取代了刑,礼一方面成为生活礼仪;另一方面上,成为舆论导向和社会教化的德,这就是礼和刑的归宿。礼和刑对现代的道德和法治建设具有启示借鉴价值。     

周代馂馀礼之功能透视——文化人类学视野下的考察

馂馀礼是祭祀祖先的活动结束之后,周天子率众逐级分享祭品的礼仪。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来看,馂馀礼是以食物共享的方式在神与人、君与臣、以及人与人之间建立和维持亲属关系的仪式。作为一种带有宗教性质的共餐仪式,馂馀礼的宗教功能在于沟通人与神,使鬼神的庇佑和赐福通过共享食物的方式传递给人,使人摆脱疾病和厄运,获得福祐;政治功能在于通过共食和赏赐相结合的方式消除等级差别带来的隔膜和对立,实现社会的统一,维护等级制度的和谐与稳定;社会功能在于加强个体之间的情感、增强宗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并使血缘认同上升为族群认同,以族群团结实现家国和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