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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1.
解诗与解礼——关于《诗经·摽有梅》的阐释 总被引:1,自引:0,他引:1
《诗经·摽有梅》以女子口吻诉说盼嫁的心声,但在郑玄、欧阳修、朱熹等研究者的著述中被故意地误读,以维护文王、孔子圣贤道统和上古三代的美好幻像。戴震作为乾嘉时期学风严谨的经学家,从礼学角度阐释《摽有梅》,揭示了周代婚姻制度服务于国家体制的真实面貌。20世纪闻一多从文学视角解读此诗,得到的却和朱熹一样是歪曲史实的结论。对比前人与后世,戴震的治学方法值得人们借鉴。 相似文献
982.
乾嘉时期扬州学派代表学者刘台拱的《论语骈枝》,乃是针对《论语》前人旧注而作,能够大量运用“三礼”经文以证己说而无稍穿凿。其解说礼制与昭显经义,主要体现在《为政》《八佾》《雍也》《阳货》篇关于“弟子”与“先生”“、告朔”与“饩羊”“、犁牛之子”以及孔子“往拜”等问题,凡所发明,旁引曲证,与经文上下吻合,直接揭示《论语》古义与孔子本义,进而融入自己的新见。 相似文献
983.
984.
985.
林爱清 《辽宁工程技术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9(2):113-115
荀子关于荣辱的界定,先义而后利者为荣,先利而后义者为辱。荣辱分为两类,即“义荣”、“义辱”和“势荣”、“势辱”。荀子认为正确树立和践行荣辱观的途径是教化和法度,是融礼重法。在社会主义新时期学习和贯彻胡锦涛同志提出的“八荣八耻”荣辱观,应该和必须坚持“义”的主导地位,实现义利统一;坚持道德约束和法律调控相结合。 相似文献
986.
范曾 《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1):44-56
1162年,辛稼轩自金南归宋,至1207年辛稼轩死,45年间,辛稼轩怀北伐雪耻之大愿,然南宋偏安朝廷,苟且偷生,佞臣当权,残害忠良。辛稼轩虽有文武奇才,而身居下僚,且仕途险恶,三起三落, 壮志沉埋。其间,歌以述怀,写下了不朽的壮丽、悲凉词章。以婉约、豪放区分历代词人,实为研究者的方便说词,而这种方便是多余的。辛稼轩不只拓宽了词之境界,且于语言上开旷古未有之自由疏放特色,无法以门户限之。 相似文献
987.
天宝九载崔昌所献"以土代火"说系本之于阴阳家邹衍所创制的"终始五德"说,并历经隋王通、唐王勃、李嗣真等人的不断阐释,当朝廷集议讨论此说时,又适值"四星聚尾"的特殊天象发生,此天象历来被认为是有德受庆、无德受殃之兆,玄宗遂决心采纳崔昌之说,于十载正月举行三大礼、宣扬"以土代火",制造有德受庆的虚假盛典以弥缝"四星聚尾"带来的负面影响;而河北安史之徒则径将此天象看作"昊穹有命,命燕革唐"之谶,遂开始潜构逆谋,以图金土之相代。崔昌献"以土代火"说的背后是天宝末李林甫、杨国忠两大集团的政治博弈,而杜甫此时献《三大礼赋》表明其与李林甫集团的政治立场具有一致性。通过《奉送崔都水翁下峡》《封西岳赋》等诗文可知其与崔昌、卫包的关系亦较为密切,相关诗歌的编年亦需进行相应的调整与更改。 相似文献
988.
明清之际的学人深感王学末流空疏之弊,他们在经典诠释中寻求经世良方,颇具实用意味的"三礼"遂进入他们的诠释视域。乾嘉学人"三礼"之学的背后,有对社会秩序建构的深沉思索。在晚清危难的时局下,传统士人通过"三礼"从而阐发经世致用思想。清人"三礼"诠释的求实精神,体现在他们于"三礼"经、注、疏之辨疑,以及他们无汉宋门户之见。清人的"三礼"诠释的规模之大,内容之广,程度之深,可谓空前。清代"三礼"的校勘、礼图、礼例等方面的研究皆有集成特点。 相似文献
989.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饮食不仅具有物质属性和审美属性,也蕴含丰富的政治功能和喻义。食物作为重要的政治和社会资源,在政治运作和博弈中被广泛运用。饮食也是等级社会中政治地位的重要标识,国家通过"礼"将饮食的等级差异习惯化、合理化,不仅有利于资源分配,还能对不同等级形成有效规制。除了显性政治场域,政治也通过饮食进入人们的日常生活,利用饮食传达特定的政治观念和价值,以达到规范和约束社会、宗族及个人的目的。 相似文献
990.
张欣 《贵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6):127-137
先秦先民们的饮食活动是华夏之"礼"的一种主要来源,"谷""肉""酒""乐"组合形成了"食礼"的最初形态。"食礼"由"物"逐步转化为"事",由物质形态转化为精神观念,"食礼"作为"礼"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华夏"礼乐"文明产生了深刻影响。"祭"是"五礼"的首要内容,先民们通过祭祀活动以"反本修古""不忘其初",生食—玄酒—大羹正是"以嘉魂魄"的祭品组合。先民们日常生活之"食"中也处处体现着"礼"的观念,比如:"筵席"中显现尊卑,"轻财而重礼之义","节嗜欲"体现修养,"养"是"孝"与"敬"的基础内容等。"礼"不离"食"是华夏之"礼"的重要特征,先民们对"食"的烹制与调和也为中国审美观念的生成提供了一种重要场景。 相似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