族际互动模式及其转化

族体间的接触和互动有双面性,一方面能减少族际偏见,促进族际和谐;另一方面可能强化偏见,甚至引发族际冲突,因此需要对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进行学理性分析,以便进行积极引导。族际互动可以分为直接模式和间接模式,直接模式可进一步划分为：交换、互惠、强制、合作、竞争、冲突六种模式。所谓的“族际互动”,很少是不同族体的全部成员间的互动,而是少数个体的情境性互动被泛化的结果。族际互动发生机制的重点是社会认同,尤其是族体身份认同。族际互动事关社会稳定以及国家长治久安,其模式需要向更加积极的方向转化,转化的基本条件包括：平等地位、共同目标、制度支持、媒体和教育支持、适当的时间和构建高层级身份认同等。     

人民内部矛盾与社会稳定预警机制的构建

当前,我国正处在一个新的历史转型期,人民内部矛盾数量急剧上升、复杂程度增强,这些都凸显了构建社会稳定预警机制的必要性。构建社会稳定预警机制应从建立“三个系统”着手,即:网络信息收集报告系统、舆情事态调查分析系统和矛盾危机处理疏导系统,最大限度地减少矛盾危机对社会稳定的冲击。     

中国共产党解决抗日根据地社会矛盾的利益调节机制——以陕甘宁边区为个案

抗日战争时期,抗日根据地内部不同阶级阶层之间、政府与民众之间、党派团体之间的各种矛盾,相互交织,错综复杂。中国共产党抓住这些社会矛盾的利益关系突出这一特点,找到了调节各阶级之间利益关系的平衡点,综合运用行政、政策、法律等手段,建立了一套较为完整的解决抗日根据地社会矛盾的利益调节机制。抗日根据地社会矛盾的妥善解决,不仅促进了根据地社会经济的发展,保障了抗战物资所需,而且巩固扩大了抗日民主政权的社会基础,为中国共产党争取抗战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福利国家发展的系统逻辑——卢曼社会系统理论中的福利国家及其危机

本文尝试呈现卢曼的福利国家论述。工业化中的补偿逻辑与政治系统的纳入原则共同推动了福利国家兴起。在现代功能分化的社会中,福利国家是政治系统的绩效,也是政治加诸国家之上的过量负担。政治系统内部分化和权力循环是福利国家扩张的结构性成因,以人类基本权利和道德为指向的进步观念,与周期性选举带来的执政党更迭是福利国家增长的直接动力。卢曼揭示了福利国家危机的根源在于社会功能性分化与政治系统去分化之间的张力,并将政治系统的自我限制作为解决方案。卢曼福利国家分析具有很强的普遍性,但是对于微观现实的解释力和批判性稍弱。同时,卢曼的论述带有深刻的西方文明印记,对于发展中国家社会保障制度发展缺乏关注,其历史普遍适用性也有待于进一步检验。     

新社会运动与德国绿党的形成

绿党是西欧当代政治格局中具有鲜明个性和富有政治影响力的新型政党。德国绿党是在一系列新社会运动中崛起和发展起来的,它在德国政治舞台上刮起了一股“绿党”旋风,但由于其组织上的派别林立,政治纲领的理想化和过于激进,曾使绿党陷于被动的境地。深入思考新社会运动对德国绿党的影响将给我们有益的启示。     

“共建共治共享”视角下 江苏省大运河文化带治理创新的困境与对策

江苏是我国大运河文化带战略行动的关键组成部分,有必要将大运河文化带的建设与“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相结合,将“合作”的理念融入大运河文化带的治理及创新中。在深刻把握“共建共治共享”内涵的基础上,从保护和开发治理两大维度对江苏省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的现状进行深刻解析,发现目前江苏省大运河文化带建设面临诸多问题,包括多头治理条块分割,保护及利用矛盾不断;沿线发展步调不一,开发同质化问题严重;地方以经济发展为导向,导致运河资源过度化开发;公共参与机制不足,缺乏多元主体合作平台。面对上述问题,亟须搭建协作平台,以新技术引领治理创新;激发多方参与,建立网络化的治理体系;分设城市功能区,形成特色地理标志;形成区域联动,推动区域平衡发展;加大文化宣传,发展特色文化产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