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中国社会变迁与全球化过程中的“文化自觉”——在“21世纪人类生存与发展国际人类学学术研讨会”上的讲话

百年中国经历了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和信息社会的变迁。经济社会形态的演化不是简单的单线,远比我们想象的直线历史上升的过程要复杂得多。信息社会出现后,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仍在延续。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所体现的文化关系,是在悠久的中国文明史进程中发展起来的,与近代以来中国的民族国家建设走过的特殊道路,有着难以分割的密切关系,也与世界的历史进程分不开。全球化过程中的“文化自觉”,指的就是世界范围文化关系的多元一体格局的建立,即全球范围内实行和确定“和而不同”的文化关系。     

辛亥革命与民初社会变迁

辛亥革命作为20世纪中国三次历史性巨变的第一次,推翻了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了民主共和国,推行一系列有利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政策法令,推动了中国社会的变革,使民国初年在社会结构、社会观念和社会生活等领域都发生了巨大变化,辛亥革命开启了中国社会进步的闸门。     

试论近代西北回族社会历史的两次大变迁

近代对西北回族来讲是一个重要的历史阶段,其社会的大变迁主要有两次,一次是清末的"屠回"浪潮引发回民起义,左宗棠的屠杀和"善后"安置使回族人口的变化最为突出,回族聚居区的变化最为明显,甚至影响到今天西北边远山区回族群众的脱贫和温饱;一次是清末开始的"新政"和马家军阀的崛起对甘、宁、青的社会经济发展影响深远,在复杂多变的民国时期,回族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宗教等方面正面临重要的社会转型.     

社会变迁下我国成人高校招生制度改革的路径选择

当今中国经济和社会的高速发展给成人高等教育不仅带来机遇,更是面临许多前所未有的矛盾。这些矛盾集中地反映在成人高校的招生环节上,成人高校招生政策成了各种矛盾聚集的焦点。如何让我国成人高等教育招生适应社会边的形势,为成人高校选拔合格新生,维护招生的公平、公正,是我们成人教育工作者必须思考的问题。     

婚姻礼仪的功能弱化、仪式变迁与村庄文化——以鄂中荣村调查为例

婚姻礼仪是缔结婚姻关系,组建家庭的重要环节,更是农民生活世界中最为重要的信仰仪式行为,它凝聚着深远的文化价值理念,也是乡民生活意义体系的体现.在乡村社会正逐步经历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婚姻礼仪也处在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之中.传统婚姻礼仪在社会变迁中因不合乎时代发展而出现仪式意蕴流失与社会功能弱化,村庄文化主导下村民们的社会性选择使得婚姻礼仪由传统走向变异.     

中国人口职业结构空间格局变迁(1982—2000)

通过1982、1990和2000年三次人口普查数据,以各市辖区、市辖县为研究单位,对中国人口职业结构的空间格局变迁进行分析。从东部、中部到西部,社会变迁的速度减缓;沿海地区职业结构类型较为现代化,职业人口以第二和第三产业为主;内陆的大多数地级市形成了各市辖县以市辖区为中心,职业结构类型由现代向传统分布的扩散格局。这种变化的产生与行政区划的调整、国家政策的倾斜和区域发展差异有较大的关系。     

社会变迁理论视野下的人民生活——以30年来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变迁为中心

在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之际,有必要对中国人民的日常生活变迁进行一次梳理。通过对生活史的梳理,可以更清晰地看到中国人民在过去几十年的生活变化轨迹,从而更全面地把握改革开放给中国社会结构和社会生活带来的深刻影响,并对科学发展观统领下的小康社会思想有一个全新的认识。同时,对于建构未来可持续的、健康的和充满幸福感的、多样化的中国社会生活方式具有重要意义。     

近代闽南士绅阶层的社会流动——以泉州为例

鸦片战争后,近代闽南的中心城市厦门成为最早开埠的通商口岸。伴随着鸦片战争而来的社会转轨,新兴口岸城市的政治、经济、文化首先发生深刻的变化。处在传统文化的边缘与新兴口岸文化城市之中的闽南,开埠后开始出现一个特殊的新士绅群体,包括一些脱离传统科举道路而转入新式商业和文化事业的读书人,他们在近代闽南社会转轨的过程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     

乡村权力结构的演变与新农村建设的再组织化

在中国乡村社会变迁的不同历史场景中,乡村权力结构的演变呈现出各具特色的历史形态,并对乡村社会发展产生着截然不同的社会效应.深入分析社会转型期乡村权力结构的演变趋势及其社会动因,有利于理解、归纳乡村权力结构演变的特性.乡村权力结构的现代重塑已成为新时期乡村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关键环节,乡村社会的再组织化不但成为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而且成为实现新农村建设总体目标的根本保证.     

生物灾害的防治与社会变迁——青海省东部牧区的个案分析

在社会变迁的大背景下,青海牧区频发的鼠虫灾害是生态环境日趋恶化的产物,是由于人类不恰当的活动所造成的生态灾难的一种表现形式。因此,牧区鼠虫灾害的防治,还需要从保持和维护生物多样性的高度,以科学的发展观为指导,通过科技创新,建立和完善生态补偿机制等具有针对性的举措,以实现人、社会与自然的协调发展。唯此,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鼠虫等生物灾害的历史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