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音乐传播

文章认为,音乐是传播学研究的对象之一.音乐传播研究与音乐研究不同,前者更关注音乐信息的传递或音乐信息系统的运行.在这方面,音乐社会学研究已经为音乐传播研究奠定了一定的理论基础,值得我们重视.     

香港基本法解释冲突之原因分析——以居港权系列案件的讨论为例

居港权系列案件(本文选取吴嘉玲案、陈锦雅案和庄丰源案三个案件为分析材料)透显出来的全国人大常委会与香港法院在基本法解释上的冲突值得深思。法律解释体制的差异、释法方法的不同和释法者主观面向的不同是造成这种冲突的主要原因。冲突的解决不仅需要完善相应的基本法规范,使两种法律解释体制实现更好的衔接和结合,还需要加强两地宪政文化的交流与融合。     

逻辑演算与形式化方法

逻辑演算对推理形式有效性的研究 ,比传统逻辑更抽象、更严格 ,其原因是形式化方法的运用。形式化方法包括构造形式系统 (语法的 )和对该系统进行解释 (语义的 )两个阶段。以一阶逻辑演算KL 系统为例 ,形式化方法的前期阶段 ,又包括符号化和系统化两个步骤 :符号化是用特制的人工语言符号将推理形式或演绎关系公式化 ;系统化是在符号化基础上构造形式系统 ,即用系统给定的公理和变形规则推导出一系列定理的形式证明系统 ,这是逻辑演算的主要内容。形式化方法的后期阶段或第三步骤是对系统的解释 ,也称模型化。经过解释 ,该系统的符号、公式有了内涵 ,从而就有了更普遍的适用价值。纯形式的逻辑演算的性质、意义和作用也因此变得十分清晰     

平衡于学者与社会人之间——访上海大学李友梅教授

初识社会学社会观察:李教授,您好。作为一个社会学研究专家,您已经在这一领域取得一系列引人注目的学术成果。您是不是很早就对社会学产生了兴趣?李友梅:社会学这门学科在中国的发展比较曲折,从1952年院系调整被取消到1979年重新恢复,停顿了二十多年的活动。我进入社会学领域是在80年代初自己作的选择。1973年底我直接从中学进入复旦大学外文系学习,4年后毕业留校在党委组织部从事党务工作。但我觉得我年纪还轻,因此很想有机会再继续学习。1979年,中国开始恢复社会学学科的重建,复旦大学分校是当年在全国第一个建立社会学系的学校,参与建系     

全球化：热话题，冷思考

尽管今天人们对全球化的看法存在着较多分歧,但全球化本身作为一种客观社会现象却是毋庸置疑的,即使是世界范围内的各种反全球化运动,在本质上也只是全球化的一种表现形式而已。     

知识生产机器的反思与批判

近来，学界的一些同仁常常建议我，把十多年的有关中国学术规范化讨论的论文编辑成册出版。起初我还有些犹豫，但经过一段时间的认真思考以后，也就欣然地承担起了这项颇费时间和心力的工作。我知道，朋友们之所以建议我来承担这项工作，主要是因为他们认为我是中国学术规范化运动的始作俑者。在我看     

关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时空定位问题的探讨

在新农村建设时间、空间定位上的不同认知反映的是在这一问题的理论预设、价值取向、发展战略方面的重大差别.在时间定位方面,激进取向会导致政策体系的制定和供给不考虑和照顾农村地区的独特性,而倾向于以城市生产生活内容为标准,会以工业化的甚至是后工业化的观念框架和概念系统去定义和解释农村社会的现象.空间定位包括两个方面:其一,统一的中央政策如何在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差距巨大、地域文化差异也十分明显的不同区域得到全面的贯彻实施;其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建设单位在空间上应当定位于具体的"村庄"还是县域视野中的"农村".     

现代归纳逻辑性向解释面临的困境与发展

性向解释是在频率解释不能解决单个事件概率的情形下由波普尔提出来的。虽然波普尔的性向解释也没有解决为单个事件引入客观概率的问题，但与频率解释相比，它对概率论应用的情形提供了有用的扩展，并且“性向”这个术语并不仅仅适用于他自己的观点。由此，后期波普尔、米勒和费塞特发展了单个事例性向解释，吉利斯发展了长趋势性向解释。     

新城市社会学视域下我国当代城市空间生产的特征

以新城市社会学理论的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来分析我国当代城市空间生产的特征,是一个新的视域。转型时期我国当代城市的空间生产呈现出新的特征,表现为资本、技术——工业理性刺激着城市的快速扩张,出现环境污染、建设破坏、文化破坏等社会问题,城市空间的生产是不同社会群体对空间的角逐过程和结果,反映着政府、公共领域与个人的边界。城市空间的生产能动地、全面地反映着资本、权力、财富、社会地位、利益等社会关系的生产。     

试论通过法律解释及漏洞填补等方法实现个案正义

法律解释和漏洞填补等方法可以调和法律的普遍规定与特殊调整和具体适用之间的尖锐矛盾,在个案审理中发挥了重要的工具作用。尤其在法律相对滞后的情况下,如何使当事人各方利益都得到体现,如何使法律正义、程序正义得以体现是每一个法律工作者毕生追求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