牢牢把握政治方向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绍兴实践

本文系统梳理了绍兴市的创新做法,包括深化中心意识和大局观念、深化横向协同和纵向联动、深化开展系列联建联创、深化源头预防和源头治理,以及深化制度意识和制度创新,着力推动“制度供给”转化为推动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制度优势等,为在全国范围推进市域治理现代化提供借鉴。     

新冠肺炎疫情下交易动机、预防动机对公司现金持有的影响——基于非常态下企业社会责任的调节作用

本文以新冠肺炎疫情为外生冲击事件,选取2019年7月至2020年6月589家中国上市企业相关数据,依据产权性质和地区新冠肺炎疫情严重程度进行分组,将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程度作为调节因子,深入考察在突发事件冲击下预防动机、交易动机影响企业现金持有的作用机制及异质性特征,以及非常态下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特殊调节作用。研究发现：新冠肺炎疫情会减弱预防动机和交易动机对企业现金持有的影响程度;企业社会责任履行对预防动机影响效应具有调节作用,而在交易动机上不明显;民营企业的社会责任履行对现金持有预防动机的影响效应具有负向调节作用,且在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严重的地区更为凸显,而这种调节作用在国有企业中并不显著。因此,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等突发事件,企业应及时调整现金管理策略,在后新冠肺炎疫情时期将企业社会责任纳入现金持有决策,推动社会责任履行常态化,以实现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双赢的战略目标。     

英语与日语委婉语比较研究

本文试图运用社会语言学、语用学、语义学等相关理论,对英语与日语的委婉语进行跨文化对比研究,分析这两种语言在表现方式上的共性,并论述其共同的几种社会功能,即避讳、求雅和礼貌等.     

中国社会养老的文化分析

本文关注福利文化对社会养老制度和实践的影响,从文化视角审视中国现代社会养老项目的发展,揭示了老年社会福利模式与特定社会政策制定者对社会福利概念的理解和传统福利文化之间的关系。限定主义的价值观和公民权利意识的缺失阻碍着中国老年社会福利模式从剩余性到制度性的转变,抑制了社会福利在缩小老年群体内阶层差异方面的作用,促使了福利资源分配的不公。尽管人口老龄化和福利国家的文化扩散正在促使中国老年社会福利呈多元化发展趋势,多元福利体系的最终建立还有赖于社会公众和政策制定者对个人和国家关系的重新解读。     

特殊教育中的亲社会行为培养

成人的榜样示范对培养儿童的亲社会行为有着重要作用,亲社会行为就是对他人有利、有益的行为,它是一种积极良好的社会行为,有利于建立融洽的集体关系,对于生活在福利院集体环境中的,亲社会行为的培养不仅是融入集体环境的必要环节,也为他们日后更好地适应社会打下基础。     

因人识城 辽阳的性格故事

在中国北方悠久的历史发展中,辽阳长期居于政治、军事、经济、文化重要地位的争战、嬗变和发展延续中,在优越的自然地理位置及人文环境的哺育滋养下,在社会历史发展的长河中,涌现出许多杰出人物,举要介绍如下:     

社区民主:培育公民政治参与能力的最佳途径

在经济和社会转型的背景下,我国政府正探索实现善治的途径。善治的实质在于实现政府、市场与公民社会的良好合作。公民社会正在城市共同治理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参与者身份。公民社会形成的内在基础是公民广泛的政治参与,政府组织当然也是公民政治参与的组织者和发起者,但政府无力也无法直接去培育公民的政治参与的能力。当前,只有发展社区民主是培育公民政治参与的有效途径和现实选择。发展社区民主、构建和谐社区首先要完善社区自治组织建设,为公民政治参与提供组织平台;其次要加强公民意识教育,增强公民政治参与的内在动力;再次要探索新型的政治动员模式,引导公民理性的参与行为。     

卡里斯玛、公共性与中国社会——有关“差序格局”的再思考

对费孝通的“差序格局”概念,已有的研究大多从个体与不同类别的其他社会成员之间关系的差异性出发来讨论。笔者以为,类似的模型几乎可以在世界任何一个文化里找到,仅从这一视角出发肯定有所偏差。事实上,费孝通认为存在两种“社群”：由团体格局所形成的“团体”和由差序格局形成的“社会圈子”。东西方社会结构的差异不在于西方只存在“团体”,东方只存在“社会圈子”,而在于这两种“社群”在社会构成上的不同。笔者由此指出,“差序格局”的实际含义是强调由“差序”所构成的社会组织在中国社会中占据主导与支配地位。中国所谓的公共领域,实际上由私人领域扩张与转化而来,或者受到私人领域的支配,这也使得中国社会的公共性供给在相当程度上依赖并取决于处于“差序格局”中心的某个个体或某一批个体的道德性     

基层维稳的“人墙”模式及其反思——基于小镇在某祭祀活动中的维稳实录

维护社会稳定是基层治理中的重要工作。在节日及重大活动中保持社会秩序稳定,防止诉求者在政府认为不适当的时候,以不适当的方式对外宣泄诉求是基层治理中常规的维稳内容。文章通过描述鄂北一个小镇在某次祭祀活动中的维稳过程,试图说明,目前小镇乃至于全国多数乡镇在维持社会稳定中,惯用一种以人盯人为手段,利用很多人员构筑出多层次的"人墙",将可疑对象控制在"墙"内,最大程度限制其向外界宣泄诉求的"人墙"模式。尽管,在多道"人墙"的阻隔下,维稳效果能达到治理者的预期目的,但这种维稳模式成本过大,而且只是暂时隐藏矛盾而不能真正解决问题,从长远看,不具有可持续性。同时,采取这种方式维稳可能激发诉求者对政府的不满,暴露政府维稳工作的"软肋",甚至可能导致政府和诉求者的关系陷入恶性循环,其最终后果可能是大幅度提高政府维稳的成本和代价。     

开展未成年人社会保护之策

正策略之一,打造多元载体立足救助职能建立救助保护联席会议制度。南京市救助管理站把未成年人社会保护作为联席会议的核心工作,形成了分工明确、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构建社区救助保护网络体系。在市、区成立未成年人保护中心的基础上,推动建立了271个街道和社区救助点。在部分社区,依托社区网格化管理体系,建立了社区主任一社区儿童工作者一社区信息联络员三级未成年人社区保护网络。打造社会组织和社会力量参与平台。通过合作共建、购买服务、举办研讨交流等多种形式,积极引导社会力量参与未成年人保护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