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命运共同体对儒家“礼治”思想的传承与超越

儒家"礼治"思想具有丰富的内容,"敬民""尚仁""贵和"是该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内在地传承了儒家以民为本、以仁为怀、以和为"魂"的"礼治"思想。中国共产党从儒家"礼治"思想汲取智慧养料的同时,又用现代性的观念赋予了新的时代意涵。具体表现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超越了儒家"礼治"思想中有关"敬民"的对象范围、"尚仁"的取舍之法以及"贵和"的践行之道。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基本依据·价值意蕴·实现路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立足世情、国情、民情和党情建立起来的制度体系。从历史选择到制度实践构成了我们在新时代夯实制度自信的基本依据；从共同富裕到人的全面发展彰显了制度自信特有的价值意蕴。站在新的发展阶段，既需要大胆借鉴古今中外制度建设的有益成果，又务必坚持在实践基础上以理论创新推动制度创新，以制度借鉴、制度实践和制度创新进一步坚定制度自信。     

楚系青铜器发展的社会背景及特征性研究

商末周初楚国始立,由于生产力低下,青铜器的发展尚未成熟。随着国力的增强和地域的扩张,楚国逐步统占了南方。通过文化上的融合,形成了独特风格的楚系青铜器。在淅川下寺二号墓和曾侯乙墓中出土的楚国铜器,造型独具一格,显示了高超的铸造技术;受西周几何纹饰的影响,楚系青铜纹饰依从了周人纹饰的规矩排列,却在纹样上有所创新,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其浮雕、镂雕、镶嵌、铸镶等纹饰的工艺制法,代表了中国古代青铜铸造史上的最高水平。     

政府的城市治理与社会底层生存权利的博弈与平衡

当今，城管与小贩的冲突时有发生，这使我们不得不反思政府现有的城市治理方式。许多地方政府的城市治理在本质上遵循着一种权力美学的逻辑，过于追求视觉上的秩序，热衷于开展城市美化运动，却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城市里底层民众的生存权利。政府权力主导的城市治理秩序与底层民众生存权利的碰撞，是导致城管与小贩冲突的重要原因。因此，要缓解城管与小贩的冲突，需要深度反思政府的城市治理理念，寻找城市治理秩序与公众生存权利的平衡点。城市治理只有尊重、包容与吸纳底层的生存权利，才有可能获得具有合法性与合理性的治理秩序。     

人工智能的法律形式理性与实质理性困境

法律理性是形式理性与实质理性的结合。人工智能能够满足机械法学所要求的事实向结果的逻辑转化,在寻求"最优解"上有优势,但在实现法的形式理性问题上面临着立法不周延、法律边缘地带适用标准模糊、人类偏好与价值判断不可避免的问题。人工智能系统固有的感知缺陷使得它无法完成社会、历史因素客观化的任务,无法实现法的形式理性。人工智能在立法和司法中皆面临法律方案的选择难题,由于评判标准取决于人类的目的、评判价值的不可量化性和人工智能系统的感知缺陷,人工智能亦难以实现法的实质理性要求。因此,人工智能不能满足法律活动所需的理性,而只能作为人类法律活动的工具,无法超越人类而获得统治地位。     

文化特色小镇居民文化保护行为的影响机制——基于计划行为理论视角

地方居民作为地方文化的活载体和保护主体,其积极主动的文化保护行为对文化特色小镇的建设和发展具有重要的实际意义。基于计划行为理论,将"文化认同"和"个人社会资本"两个与居民文化保护行为有关联的因素纳入计划行为理论模型,从而构建结构方程理论模型,探讨影响居民文化保护行为的机制。调查问卷分析结果表明,居民的文化认同、个人社会资本和主观规范对其文化保护行为具有积极影响作用。     

IT商业价值的管理认知研究综述

传统上,IT商业价值研究从计量经济学、财务学、产业组织理论和资源基础观等方向展开,但是随着IT应用的推进及其影响的扩散,这类变量的效度正面临越来越大的挑战。相比之下,基于管理认知的构念能够反映管理认知影响决策行为的现实,丰富IT商业价值的内涵,与传统研究互为补充。归纳了与IT商业价值研究相关的管理认知研究视角,包括信息处理理论、个人构念理论、意会理论和技术框架理论等,阐述了管理者如何使用自我建立的知识结构等心智模式,对环境进行留意、感知、意会和赋予意义的过程,分析了外部和内部因素如何影响到管理者的认知,而管理者的认知又如何影响到其后续的决策行为,并提出了该领域的研究机会。     

中国海外园区发展的动因、实践与模式——以青岛市为例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与中国对外开放的深化,中国海外园区成为中国落实"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空间平台,其发展经历了企业自发阶段、政府扶持阶段,并在"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迎来新的发展阶段。青岛为中国海外园区发展的先行者。在实践层面,青岛海外园区以一、二产业国际合作为主要内容,面向"一带一路"国家布局,创建了1个国家级海外园区,有5个海外园区纳入国家商务部考核名单。在发展模式层面,青岛以"青建+"建设模式,通过中外合资共建、中方独资建设、中方投资收购等方式,形成"上合+X"全球布局模式,并以政府工作落实、地方合作、财政金融支持和风险防控四方面为海外园区发展构建起安全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