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缘和血缘之间:祖神与“会馆”模式祠堂的建构

在我国民间信仰中,将祖先奉为神明或将神明认为祖先的宗教现象比较常见,本文称之为祖神、祖庙。另外,还有颇具特色的一类祖庙:会馆模式的祠堂。在明清传统中,同乡商旅建立会馆,主殿一般都供奉具有代表性的家乡神明,而四周则摆放同乡的牌位。祖庙的思维方式类似于会馆,主殿供奉祖神,而四周摆放牌位。这类宗教现象,反映出地方信仰组织构成在地缘与血缘之间的复杂关系。     

唐末文人吴融二事考述

本文对唐末文人吴融的生平二事作出考述,确定他在昭宗大顺二年(891)曾跟随宰相韦昭度任职扬州,在天复元年(901)为后蜀先主王建作过《生祠堂碑》文。这些事迹前辈研究者未曾涉及,可以被当作一份材料,补唐末文学史及政治史之缺。     

空间与秩序：明清以来鄂东南地区的村落、祠堂与家族社会

鄂东南地区聚族而居的村落形态既受当地山区丘陵自然环境的影响,更是自宋以后,特别是明清以来外来移民不断迁入定居、繁衍的结果。而且移入先后的不同导致村落形成和扩散方式的差异,进而在一定区域内形成一姓数村、团状聚居和一娃一村,分散聚居等多种聚居模式。这种家族式聚居的村落形态为宗族的组织化管理提供了有利的生存土壤。来自江西等宗法文化较浓厚地区移民的迁入,以及不同族群为着生存空间的竞争,导致鄂东南地区在清代前期进入普遍的移民家族的组织化和制度化进程。以宗祠——支祠——家祠为层级的祠堂建筑格局与家族聚居区——自然村落——单个家庭的聚落形态相对应,体现出建筑格局与家族结构在某种程度上的契合。其中与自然村落相关联的支祠(鄂东南称之为祖堂、宗屋、公屋)更是构成所在村落的公共空间,并成为族人祭祀、娱乐、教育、生产等公共生活的核心,地理空间与血缘家族空间的重叠、建筑的象征功能与宗法组织的实际运作共同维系着清代以来鄂东南地区以家族为特征的乡村生产、生活秩序。     

论象山先生其人其事

陆象山的陆氏家族出身豪门,是唐昭宗时宰相陆希声的后裔。当陆氏六世祖陆德迁因避五代末战乱举家迁到临川青田村时,家道已经中落,但却始终保持了书香门第。象山先生六兄弟都是很有学问的人。陆象山并非是唯心主义哲学家,《心学》是启示人们理解“宇宙”的学说。作《荆国王文公祠堂记》为王安石辩诬,知荆门军政绩斐然。     

濂溪祠堂考

后世尊称理学鼻祖周敦颐为濂溪先生,随着他在思想史上地位的不断提高、理学思潮的兴盛和统治者关于祠堂制度的改变等,从南宋开始出现濂溪祠堂,明清时期,对濂溪祠堂的修缮各地一直都在进行。濂溪祠堂的地点主要分布在湖南、江西、广东、四川、福建、湖北六地,修建者主要是地方官员。濂溪祠堂的兴起不仅是理学发展的结果,也客观上对理学的兴盛起到了助推作用。     

徽州传统农村社会的宗族观念——以徽式建筑中的祠堂和牌坊为例

徽州传统农村社会的宗族观念比其他地区更长，这种宗族观念不仅规范着古徽州人的言行举止，而且也体现在当地的建筑中。本文以祠堂和牌坊为例，阐释凝结在其中的文化精神。     

祠堂文化审美意识形态分析

统治者掌控的祭祀权下移使得民间祠堂逐渐兴盛起来,并由此形成祠堂文化。祠堂文化蕴涵的审美意识形态主要表征两个方面,一是敬祖,二是旺族,且本质上是借助祠堂这种意象促进族群的发展。黄姚古镇以其多祠共聚的特色体现"和"文化,表征了族群的自我发展,维持着古镇的和谐发展。     

新时期乡村公共空间的生产与重构——以皖南X村祠堂为例

乡村公共空间是村民进行交流和互动的社会空间及精神文化场域,对乡村社会的整合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在城市化和市场化的双重冲击下,乡村传统的公共空间面临着活动萎缩、功能弱化等诸多问题和挑战。近年来,祠堂作为乡村公共文化空间得以重建,这是值得学界重视的乡村社会文化现象。鉴于此,以皖南X村为例,分析祠堂的重建对乡村公共空间的文化记忆、交往维系、秩序整合等诸多方面所发挥的积极功能。以地方党委和政府引领、村民主体参与、文化传承创新的多重发展机制,可以有效重构乡村公共空间,共同建设充满活力、和谐有序的善治乡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