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家庭福利政策探究

在人口变迁与社会发展过程中,我国家庭规模逐渐缩小,传统的家庭功能已经受到严重冲击。因此,单纯地依靠家庭能力难以摆脱贫困、医疗、就业等困境。中国的家庭福利政策属于补缺型的家庭福利政策,应当尽快向普惠型和发展型转变：从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加强事前预防,投资家庭成员,扩大政策受益对象等方面重构家庭福利体系。     

中国居民家庭脆弱性及因病致贫效应分析

为定量分析医疗支出对家庭经济水平的冲击,以贫困脆弱性指标作为家庭经济风险的代理变量,利用微观调查数据构造反事实框架估计就医行为对家庭经济境遇的冲击,验证了医疗与家庭致贫效应的因果关系和影响程度。家庭成员在过去半年内若因病住院,对家庭福利会造成损失,损失幅度因贫困标准、样本年份而不同。2012年在贫困线标准为2美元条件下,家庭经济风险概率值增加0.31。分城乡和收入高低不同组估计,农村居民以及低收入群体的福利水平受就医影响幅度大于对应的其他群体。     

福利政策视角下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关键议题的反思

社区居家养老是典型的自上而下政府主导型养老模式,属于补缺型老年福利政策.结合地方经验,在政府承担有限社会福利责任社会政策范式下反思,我国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存在基层制度安排缺位、绩效导向、服务主体不明,服务权责不清、服务内容与服务需求不相契合等关键问题.社区居家养老福利政策中心化、服务主体三位一体,需求导向、制度植入,服务的社会化、市场化趋向等是未来社区居家养老可持续发展着重考虑的因素.     

地方政府竞争、环境规制与生态福利绩效

文章选取2004—2017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运用动态空间杜宾模型来分析地方政府竞争和环境规制对生态福利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生态福利绩效呈现“下降-上升-下降-上升”的变化态势;滞后1期的生态福利绩效对当期具有促进作用,且存在空间外溢作用;地方政府竞争在短期内促进了生态福利绩效的增长;环境规制在短期内抑制了生态福利绩效;产业结构有利于提高生态福利绩效,对外开放程度、城市化率、研发投入水平、绿化水平和人口密度对生态福利绩效有抑制作用。     

正确处理我国经济增长与外商直接投资的关系

当前,在充分肯定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经济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的同时,特别需要清醒地看到我国经济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对外商直接投资的依赖。因此,政府应及时从以下几个方面对引进外商直接投资的相关政策进行调整:集中引资优惠政策的授权;真正落实国民待遇的原则;实现从引资到引知的战略转移;强化招商引资的结构导向。     

正义视域的农村福利弱势及其解决

福利之正义即一种分配的"适得性",含有需要、应得、平等三项价值要素."需要"是基础性要素,反映了人性诉求与社会本质;"应得"是福利的资质性依据;"平等"作为核心要素,不仅具有多维的特性,还具有多重的调适功能.三者共同构成福利正义的价值内涵.农村福利弱势的实质即正义价值彰显不充分,表现在:需要的目标不明确,社会、物质条件...     

路径依赖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的对策选择

农村公共产品对于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作用.长期以来,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经历了不同历史时期的变迁过程.其在变迁中的路径依赖导致了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的低效率,形成了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的困境.要破解这种困境,就需要进行制度创新,重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     

欧洲社会福利理论中的中间道路学派及其影响

欧洲国家福利政策发展的基本轨迹是自由主义福利观——中间道路——新右派——第三条道路。自由主义福利现与新右派、中间道路与第三条道路之间都有许多相似之处,但由于历史时期不同,后者对前者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有所发展。对中间道路学派进行探讨,不仅有助于我们更加深刻地认识有关福利国家的理论、福利国家的建立及其影响,而且有助于对第三条道路学派的理解与把握。 中间道路学派认为资本主义的自由市场经济虽然会带来一些问题,但是被巧妙调节的资本主义仍是发展经济和社会的最好制度。中间道路学派对福利国家持一种挑剔的接受态度,强调市场自由与国家干预之间、经济政策与社会政策之间的平衡,从维护社会稳定出发,支持再分配,倡导政府参与下的福利经济的多样化。中间道路福利政策的实施在使欧洲各国经济财富大量增加、贫富差距减小的同时,也使各国的福利开支大幅度上升,高福利所导致的高税收和高赤字成为经济发展的绊脚石。长时间的经济滞胀最终导致欧洲“右翼”政府的上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