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启制约福利生产的瓶颈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逐步建立,社会福利企业由于底子薄、基础差、设备陈旧、产品单一、成本过高、人才短缺、素质低下、管理落后、机制不活、包袱过重、缺乏活力,在竞争中明显处于劣势地位。加之福利企业税收优惠政策的不稳定和落实不到位,地方政府限制社会福利企业发展等,全国的社会福利生产统计指标与前几年相比逐年下滑。     

至善论与中立性之争的金里卡式回应

至善论与中立性之争是自由与社群之争后西方政治哲学向纵深发展的一条重要线索,如何回应它们之间的争论成为一个重要话题。对此,威尔·金里卡明确否认它们之间争论的关键是“正当与善何者优先”的问题,并把出现这一问题的起因归咎于罗尔斯本人的误述。通过分析罗尔斯语境中正当优先性的两种含义及其与中立性的关系可以表明,金里卡的归因并不正确,他对罗尔斯的解释存在两个误解。尽管如此,在回答至善论与罗尔斯之间的真正分歧时,金里卡也试图反思中立性原则。此种反思从人们的根本利益在于过一种美好生活之判断出发,论证个人自主性的重要性进而强调社会性文化也应作为平等关心的一部分。金里卡的回应因此既坚持了国家中立性,也明确援引社会至善论,从而打破了中立性和至善论两种主张之间的截然对立,并显示出中立性走向与至善论和解的趋势。     

不同生育政策背景下育龄妇女的生育行为影响因素研究——基于CGSS2017年数据的实证分析

利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7年数据,使用Ordered Logit回归方法研究不同生育政策背景下育龄妇女的生育行为,同时将生育意愿作为中介变量,进一步探究生育政策对育龄妇女生育行为的影响。研究表明,生育政策会影响育龄妇女的生育行为,一类、二类生育政策较严格地区的育龄妇女倾向生育1个孩子,三类、四类生育政策较宽松地区的育龄妇女倾向生育2个孩子,生育政策对生育行为产生显著影响。通过结构方程模型和KHB方法验证了生育意愿的中介效应,发现生育意愿对生育行为也有显著影响且影响程度高于生育政策对生育行为的影响,这解释了生育政策放宽后,我国的生育率短暂上升后又下降的现象。总体而言,育龄妇女的生育行为受家庭、社会和政策等多种因素影响,应创造"生育友好"的家庭、社会环境并完善生育福利政策,提升妇女的生育意愿。     

基于试点改革经验的江苏省宅基地取得方式初探

运用对应分析法、熵权法、ArcGIS数据分析方法及SPSS聚类分析法剖析试点地区宅基地改革经验,界定宅基地取得方式划分阈值,探索向江苏省以至全国范围的推广路径。研究结果表明:宅基地取得方式可以划分为三类:得分介于[0,26.15）之间的为福利分配方式,得分介于[26.15,48.02）之间的为半福利半市场方式,得分介于[48.02,100]之间的为市场有偿方式。应结合试点地区改革经验,综合运用产权、管制、市场等工具,针对不同资源禀赋地区宅基地资源特性,因地制宜地制定相关政策和措施:（1）在以市场有偿为主要方式取得宅基地的地区,建立合理有序的宅基地流转市场,增加农民财产收入,探索利益调整实施路径,平衡利益分配格局,推动乡村振兴;（2）在以福利分配为主要取得方式的地区,应继续发挥宅基地的居住保障功能,逐步完善农民的社会保障,加快宅基地确权颁证工作,确保户有所居;（3）在以半福利半市场方式取得宅基地的地区,在保留和更好地发挥宅基地居住保障功能的同时,可以适当采用小范围试点,等到条件成熟后,逐步引导宅基地入市交易。     

关于社会福利制度的深层次思考

效率和公平是社会福利的两大准则 ,整个人类历史可以说就是一个不断追求效率和公平的历史 ,而其中针对社会弱势群体进行的收入和服务保障更是一个超社会形态的课题 ,是一个关乎人类社会福利的重要问题。针对中国的实际情况 ,本文中所讨论的社会福利制度被限定在“剩余福利模式”上。在对中外社会福利制度的起源及其理论发展进行考察的基础上 ,作者指出 :社会福利的提供应是制度化的政府职责 ,它的实施不仅能有效地保护社会弱势群体 ,还有利于全社会秩序的稳定和经济增长目标的实现 ;在中国目前财政收入相对不足的情况下 ,政府应充分利用社会资源、调动社会力量、推进立法、加紧培育行业组织和非赢利社会组织 ,以达到完善社会福利制度、有效保护社会弱势群体之目的。     

丹心一片谱华章——记禹城民政事业的新发展

走进禹城市民政局，给记者感受最深的就是该局机关工作人员的精神面貌特别好，不管走进哪一个办公室，都有一种奋发向上的感觉。2003年以来，民政局坚持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以科学发展观统领全局，以构建和谐社会为目标，高扬“宵衣旰食，殚精竭虑”的禹域精神，紧紧围绕“以民为本，为民解困”的宗旨，求真务实，开拓进取，队伍、行风两个建设如火如茶，四大重点（乡镇敬老院建设、域乡救助，双拥创域、社区建设）成绩斐然，六大项目（福利彩票销售、婚丧改革、慈善捐赠、规划地名、社会福利项目、民政事业单位建设）强势突破，     

核心员工的无薪保留

<正>更好的发展机会、更高的薪水、更自由的工作、更大的满足感……使人往高处走变得更为平常和理直气壮。每位企业的管理者都面临着留住最有价值最能创造财富的员工的压力。那么,怎样才能让核心员工躁动的跳槽之心变成一片忠诚呢?诱人的薪水和福利是吸引人才的惟一利器吗?核心员工的界定企业管理者首先要有个明确的概念：员工可以分为几类,不同类别的员工投入的精力和财力应是不同的。按照价值和替代性可以将企业员工分为四类,按照包含关系表示如下：     

升职广播

常小兵: 出任中国联通董事长在移动、联通、电信高层互调中,中国电信副总裁常小兵接任王建宙,出任联通党组书记和董事长一职,而联通集团总裁一职则由原副总裁尚冰接任。业界分析认为,对于联通接班者常小兵来说,目前联通的收入只有约10%来自固网。缺乏固定网络的支撑,导致联通在移动业务上常常被固话运营商设置互连互通障碍。常小兵的加盟将有利于拯救联通的固网业务。     

创新用人制度 挑战市场竞争

人力资本价值同等于企业盈利价值。有什么样的人才，就会创造出什么样的企业品牌。所以，在市场经济运行下的企业。能否创建一支高素质的员工队伍，是企业发展的关键。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快速发展，中国“世界工场”地位的不断巩固，中国的经济日益融为世界经济的一部分，我国的企业除了与本土的“土八路”激烈搏杀外，还不得不积极参与全球市场竞争，与来自发达国家的洋师傅同场竞技。人才已成为众多企业进一步发展的瓶颈，对人才的渴求日益成为众多企业家心底最迫切的声音。     

中国内地和香港民生福利理论与实践之比较研究

中国内地和香港有着几千年来共同的中华民族传统继承,但是近100多年来两地不同的发展历史、社会制度和文化背景等,导致两地在民生福利的基本理论、价值原则和实践运行机制上存在着一定的相似性和差异性。中国内地奉行的是党和政府领导下的民生建设模式,民生迅速改善;香港在回归之前采取的是自由资本主义福利模式,1997年香港特区回归以来,在中央政府的支持下借鉴和融入内地民生发展模式,形成了独特的福利模式并推进了民生发展。本文通过对内地和香港特区民生福利理论与实践演变的比较研究,概括出两地在民生福利理念和实践中的优势和劣势,探讨香港特区福利体系对内地民生福利建设的启示,推动内地民生福利的进一步改善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