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人靠什么赚钱

中国历史上,从隋、唐、宋到元、明、清,持续1300多年的科举制度,从文人中考录出700多名状元、10万余名进士和数百万名举人。他们提名金榜不久。就会被选派到各级“政府”,走上仕途,虽不是个个暴富,但拿着朝廷的俸禄．也都安居乐业、丰衣足食。     

李贽《说书》与明代八股文

明代思想家李贽经历了近乎传奇的一生.李贽的生平铸就了他的人格.李贽<说书>两卷是其八股文的代表作,它们在八股文的发展史上起过重要的作用,在八股文的文献中属于珍贵的文献.李贽的八股文具有四个基本特征:李贽的八股文合乎儒家传统但不迷信圣人之言;始终坚持对于真理的追求构成了李贽八股文的思想基础;李贽将八股文与文学作品同等看待,主张八股文必须有澎湃的激情;保持纯洁的心灵是李贽的八股文具有勃勃生机的人格保证.     

中国科举制度与道教——以梓潼梦为中心的考察

梓潼梦是古代士人祈求梓潼神保佑中举的梦境。梓潼神主管科举桂禄的神格衍生出梓潼梦的仙话传说,是揭示道教与中国梦文化关系值得研究的问题。史籍中关于梓潼梦的各种灵验故事,是士人企盼科举成功心态的社会记忆。唐宋时期蜀中士人的各种梓潼梦故事,丰富了中国梦文化的内容,也反映出中华文昌文化的思想内涵。梓潼梦所彰显的文昌帝君司禄主功名的神格,奠立了士大夫阶层崇拜文昌帝君的格局。梓潼梦故事在科举制度下的流行,反映了道教对科举制度的神学影响。唐宋以来社会上流传的梓潼梦故事,是中国科举制度与道教神仙信仰相结合的产物。宋代道教宗师通过编撰褒扬梓潼帝君灵验的经书、用于祭祀梓潼帝君的斋醮科仪、供信仰梓潼神的文士受箓所用的文昌箓,对梓潼神进行道教神学的提升,以彰显梓潼梦的感应功能。通过一系列对梓潼神的道教化改造,宋代以后道教已建构起文昌帝君信仰体系。道教对梓潼梦灵验故事的特殊建构,道教的梓潼神成为中国社会专掌司禄的文化大神,深刻影响了古代拳拳于科举的士人。     

近代藏书大家傅增湘科举试卷探析

傅增湘是近代历史文化名人,曾参加晚清科举并考中二甲第六名进士,谋得仕途进身之阶,其乡试、会试硃卷及殿试卷影印件幸得保存至今。傅增湘乡试、会试卷的主体内容是三道“四书”制义题和一首五言试帖诗,主要观点是阐发儒家经典的微言大义。傅增湘殿试卷与清末时政关系密切,针对光绪皇帝提出的储才、经武、柔远、理财四项策问,他条分缕析、贡献策略,体现出经邦济世、文以明道的真知灼见。傅增湘科举试卷既是考察其个人家族世系、科考履历、政治谋略、学术思想的珍贵档案,也是管窥晚清科举制度规范与因时嬗变的重要文献,通过对其进行解读、考辨,有助于深入挖掘傅增湘精神文化遗产,客观评价科举制度的深刻影响。     

论唐代道举

道举虽然是唐代科举考试中的常科,但却不为研究科举制度史者所重视。本文全面考察了唐代道举及崇玄学的设置状况,举送程式、开科状况及其作用,认为道举正式创立于唐玄宗开元二十九年（７４１年）,它的出现是唐王朝竭力崇道的结果,它的设立曾在唐代社会产生过较大影响。     

如何全面看待明清科举制度

《新课标人民版高一历史》在谈到明清科举制度时,用一句话作了概括：明清的八股取士,被选拔的多是缺乏进取精神和创造意识的人。这种评价是很不全面的,虽然从八股取士开始施行起,就不断有人对其提出批评,至清末维新变法,人们对于它的抨击更是尖锐。明清科举制度确实也弊病多多,但作为今人,我们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绝对不能因此而彻底否定它的积极意义。     

由馆藏“兴学育才”敕书看科举制的衰亡

兴学育才敕书是新乡市博物馆收藏的一件重要文物,由清光绪帝在1905年颁发给河南省提学使司,要求因时制宜、兴学育才、废除科举。可以说这件文物关系着整个教育体系的改革,是科举制走向衰亡的一个重要物证。本文试着以此进行思考,探析前后延续了1300年之久的科举制度是怎样最终走上衰亡。进而在如今变革高等教育人才培养与选拔、建立现代考试制度等方面,借鉴和吸收传统教育考试的教训。     

科举制度下贬官文学的三种形态

贬官文学是封建专制主义的产物，它的产生又是理想与现实冲突的结果。贬官文学在形式上分为孤愤型、现实型和超脱型３种主要形态。这是根据反映于文学中的贬官经历对文人造成的直接影响来划分的，然而有相互渗透和交叉的现象     

"博学鸿词"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康熙十八年(1679)的博学鸿儒科是中国科举史上一个全新的制举科目,它不同于唐、宋作为吏部科目选的博学宏词科,也不同于乾隆博学鸿词科。这一有别于一般科举史和有关专题论文的全新结论,正是建立在对康熙己未词科相关文献资料、研究论著的全面占有和深入研究的基础之上。清代以来的中国学术史,因为未能辨析康、乾两次特科之间的根本区别及其与唐、宋博学宏词科的差异,而笼统地用“博学鸿词”概称康、乾特科,康熙博学鸿儒科的独创性和特殊性被逐渐地掩盖遮蔽。于是分别从文献整理、专题研究等角度,对清代、民国以及建国后的“博学鸿词”研究进行全面系统的回顾,进而对21世纪的相关研究视域、研究路径等作理性的学术展望,成为了笔者的涵意所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