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配额制演化的历史考察——兼论"凭才取人"与"逐路取人"之争

科举配额制度是基于公平分配举额的目的,在协调各地政治、经济、文化和教育发展不平衡的过程中逐渐演变而成。宋代科举在州府试中实行解额制,明代科举实行南北分卷制度,至清代则发展为分省定额取中制。科举取士的演化趋势是分区取人的办法越来越具体,区域配额也越分越细。实行这一制度带有优待边疆和文化落后地区的用意,有利于边远省区人文教育水平的提高,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科举时代的"公正"理念。     

一样穷儒·两种心态·不同人生——兼谈科举对陈最良、贾雨村的影响

《牡丹亭》里的陈最良和《红楼梦》中的贾雨村,都是封建科举制度笼罩下的读书人,都曾是一介穷儒,都曾走过读书、进学的艰难之路,都曾做过中举、做官的美梦。不同的是陈最良性格迂腐、冬烘,但为人踏实、恳挚,虽是科举场上的失败者,却因偶然的机遇立了功,做了黄门侍郎;贾雨村是个“才干优长”的清醒人,为人奸诈阴险,爬过了科举巷道,步入仕途后,一直混到大司马、协理军机参赞朝政这样的高位,最终落得个“因嫌纱帽小,致使锁枷扛”的可悲结局。通过对他们的性格、命运、结局的比较,我们可以看出封建科举制度对士子的不良影响,并能管窥到科举制度笼罩下的读书人的心态。     

金朝科举与文学

金朝的科举制度对文学有着重要影响。其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提高了作家队伍的整体素质,影响了整个文坛的基本体貌,促使一朝文风的形成和转变。科举既有正面作用,也有负面作用;既是文学发展繁荣的一个驱动力,同时又在一定条件下变为文学发展繁荣的阻滞力量,呈现出两重性。     

严复与科举

严复是近代著名的学者和启蒙思想家,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的科举制度,与严复一生的经历不无关联。通过从科举取士与严复对科举的体验以及严复的西学之路与其对科举制度的批判两方面的考察,探讨了科举取士对封建知识分子的影响。     

朱熹倡导的应试动机及其影响——科举史上一个值得关注的话题

朱熹主张以经义取士,倡导文行一致的应试动机并身体力行。这种应试动机影响了南宋以降科举社会中相当一部分有识之士。顾炎武、吕留良等人均肯定作者潜心儒家义理境界、砥砺身心、应试时以所学接受挑选的八股文。今人不顾及他们对八股文的总体认识,列举其抨击庸滥八股文的言论作为他们全盘否定八股文和八股取士制度的依据,不符合其原意。     

《洛阳新获七朝墓志》所见科举史料

依据新近出版的《洛阳新获七朝墓志》所载史料,增补新见唐人登科者凡52人,其中进士11人,明经30人,制科8人,武举1人,科目未详2人.增补新发现的唐人登科者25人的佐证史料.     

丽末鲜初科举试赋变律为古述论

高丽朝科举呈现出由重诗赋而渐重经学、经世的演进特征,随着科举救弊之呼声兴起,文坛反骈文、律赋,尚古文、古赋之文风渐盛,其背后有宋代科制与文风的影响.高丽末期接受兼顾词章、经学的元朝科制,罢考诗赋代以策问和古赋,开启了朝鲜半岛科举考古赋的先河.朝鲜朝建国之后,古赋正式成为科举文体,并历时500余年,使得元代科制在域外长期延续.朝鲜朝初期针对科举考赋问题,发生过经义与诗赋、古赋与律赋、实用与否的多次争论,反映了时人对古赋文体及科举考赋问题的不同认识.     

人口、科举与宋代图书出版市场的形成

宋代人口数量较前代有了较大规模的增加，加之宋代政府对科举制度的改革，使科举人数和教育事业规模迅速扩大。宋代社会的整体文化水平有了大幅度的提高。无论是士大夫阶层，还是普通市民都具有一定的阅读能力，社会对图书消费的需求不断增加。雕版印刷的普及，使宋人有条件满足这种不断提升的社会文化需求。图书消费需求与图书生产趋于协调，我国古代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大规模图书出版市场就此形成。     

西昆文风在科场的传播与影响考论

［摘要］西昆文风除了表现在诗歌、四六文以外，还风靡于科场律诗、赋当中。太宗、真宗朝“贪才”、“佑文”的风气，加上日渐严密的取士制度，使得作为学者宗师的馆阁词臣与科场之间以“文”为中心密切互动。以杨亿为代表的西昆文士频频担任各级贡举考试官，并利用其在文学上的话语权大量奖掖后进、编选文集，使西昆文风在科场中风靡一时。以律赋为例，其西昆风格表现为形式上的精工律切，内容上的博雅典赡。馆阁与科场间的互动，实际统一于宋初文教政策重心由“佑文”向“崇儒”的风气转变中，一方面，“崇儒”之风气已启，另一方面“佑文”之余烈尚存，由此形成了具有西昆风格的科场文章“以儒饰文”的过渡性特征。     

状元筹、中秋博饼与科举习俗的现代遗存

厦门中秋博饼习俗并不是由郑成功部属洪旭所发明,而是从明清时期全国多数地区都有的博"状元筹"或"状元签"的科第习俗演化而来。博状元游戏源远流长,其传播经历了从学子文人卜巧求运的雅趣到庶民家庭团圆助兴活动的演变过程。闽南一带以科名月饼取代竹制或骨制、象牙制筹条,并将博戏时节从春节前后移到中秋,使这种别致的科举文化习俗得以存留至今,这是古代科举文化现代遗存的典型事例,有其独特性和特别的价值,不仅为我们了解和研究科举制度的社会影响提供了"活化石",而且保存了一种具有鲜明中华特色的娱乐种类,为民众提供了一种老少皆宜、雅俗共赏、寓教于乐的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