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福建科举与科名的地理分布特点

清代福建科名与明代相比总体上有较大的滑落,但尚能继续保持科举大省的地位。而台湾的科举也取得可喜的成绩。清代福建科名的地理分布特点,继续呈现出东南沿海地区兴盛以及西北山区衰弱趋势。但局部地区却发生了显著的变化,而且地域性集聚现象更为严重。福州府一花独秀而沿海的兴化、泉州、漳州三府也出现下滑趋势,其中尤以兴化府最为严重。其原因,除了当地政府与民间对文教事业重视不够,重商意识浓厚外,清初的海禁政策与迁界政策是非常重要的客观因素。     

明清以来区域社会的科举、婚姻与移民现象——以福建永定县《济阳江氏高头族谱(南山房)》为例

在中国传统社会,族谱作为一个宗族的象征,它以血缘传承为纽带,以辨昭穆、序长幼、敬宗收族为宗旨而编修,构成了族人的共同历史记忆,同时它关于族人生卒年月、科举、婚姻以及移居的记载,又反映了家族发展和区域社会变迁的历史过程。本文以《济阳江氏高头族谱(南山房)》中的有关记载为分析内容,以高南江氏世琥系心学支派为考察对象,通过该案例的分析,以地方宗族形成发展过程中继嗣群体的科举、婚姻与移民现象来理解大历史背景下的区域社会变迁。     

科举停废110年祭

科场长期成为中国传统社会政治和人文教育活动的一个关键场域。科举是一把锋利的"双刃剑",具有维护统一与压抑个性、普及文化与忽视科技、取士唯才与做官第一、鼓励向学与片面应试等功罪。为科举制平反,需要还原历史真相、还原科举情景,不再与古人为敌,而要与古人为友,替沉默的古人说话。可以将科举人物定性为中华民族历史上的精英群体之一。科举不是妖魔鬼怪,不是传统社会的万恶之源,而是中国古代的一项重大发明。     

论清代社会公益组织的基层社会监督机制——以科举宾兴为中心

清代科举宾兴经过长期发展,逐渐形成了相互结合、互为补充的基层社会监督机制,其内容主要包括立碑、入志、编纂宾兴专志、刊印宾兴征信录及宾兴簿册等。这些监督方式与政府立案管理制度一起,共同构成了清代宾兴社会公益活动的外部监管机制。     

科举制下湖南士人的生活和精神状态--以长沙杨恩寿为例

通过对同治年间湖南长沙士人杨恩寿日记的解读,可以深刻地认识到,科举是形成现政权体制内知识分子队伍的制度基石,而科举制度的运作过程却不能避免制度自身的异化,除庞大的失败者队伍中酝酿出现政权的批判者和叛逆者外,更普遍的弊端则是连续的失败打击将坚持在现存体制内谋发展的士子推至精神上的绝境,直至他们背弃从属于该体制的"意识形态的核心--道德论".     

科举:书院起源研究的新视角——以江州陈氏东佳书堂为例

东佳书堂是我国古代早期具有教学功能的书院代表,书堂以培养陈氏家族子弟"期取青紫"为办学宗旨,科举制度成为东佳书堂创建的基础与发展的动力.从东佳书堂来看,家族书院的科举取向乃是维护家族稳定,促进家族兴旺的需要使然.在科举的指向下,对家族书院给予经费支持并实施开放办学成为家族的主动选择.     

古代官场的年龄潜规则

西方风俗以询问女士芳龄为失礼．而中国官场以打探“真年”为禁忌,恰能相映成趣。与靠好爸爸做官者大多虚增年龄的做法相反,通过科举得官者有不少人自减年龄。就连《儒林外史》中的那个“忠厚人”范进都一减就是24年。那些滑头滑脑的人该减多少？     

论后科举时代江西乡绅群体文化心态与社会功能——以1905—1930年代赣中南地区为考察中心

废科后的乡绅群体的生存状态,成为近年来社会文化史研究的重要对象。基于第一手材料,以赣中南地区为考察中心,勾勒与分析后科举时代乡绅群体的文化心态与社会功能。其文化心态表现为:对儒家内核传统的抱守,深厚的遗民情结以及群体性的逐渐边缘化;而其社会功能则表现在对方志族谱纂修的执著,与对地方公共事务的运作由担当转为退避等方面。由此,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乡绅群体在近代社会变迁中的兴衰存亡,更重要的是,传统文化在现代转型过程中带有区域性的甚或更为复杂的面相。     

略论凌廷堪的科举经历及对其学术的影响

凌廷堪的科举之路与一般人有所不同,他是通过纳资捐助获得了乡试资格,在经历了多次失败和漫长等待,终于获得选官机会。不过,凌廷堪毅然放弃县职,自选教职,此后便担任宁国府学教授,醉心于学术研究。凌廷堪科举之后"自选冷官"的原因值得探析,而且这一举动对其学术产生了更为深远的影响。     

以黄滔为例看晚唐闽地文士的读书与科举心态

黄滔是唐末闽籍文士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家,其人生经历与生活心态亦可为其时闽地文人的缩影。以黄滔24年科举生活中及稍后所创作的诗文为例,对其读书与科举心态加以研究,可以管中窥豹,探究唐末一代闽籍士人之风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