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阴影下的女史心态——以席佩兰的科举诗为例

诗歌研究史中对科举诗的研究相对不足,女性科举诗更是如此。袁枚第一女弟子席佩兰在其《长真阁集》中共有五首科举诗,通过这些诗歌的解读可以洞悉在科举笼罩下女才子的复杂心态。她对科举并非心仪皈依,而是依违两可。她有明显的男性意识、名士情结以及竞技心理。这是女性话语权缺失时代女才子们的常见心态,从中可看出其对科举的思考,对诗歌的介怀,对男性话语垄断的腹诽心谤与抵抗颠覆。     

李商隐的经学背景考论

李商隐创作的一翼深深植根于经学的土壤之中。其家庭的经学教育传统、青少年时代的经学教育和仕进道路上的经学考试,都显示出他具有良好的经学背景。     

论科举视野下的明代江西小说

明代江西科举之风兴盛,受其影响,不同功名的江西小说作者在小说创作倾向上出现明显差异。文言小说作者大多为取得功名的科举得意士人,其官宦经历作品多为笔记小说;白话小说作者则因科举失意,转而编写宗教宣验小说、类书体小说及历史演义小说等。科举还进一步对小说文本的生成及传播产生影响,《剪灯馀话》的评点及禁毁事件、《国色天香》的叙事与体例都与科举文化密切相关。     

杨绳武《文章鼻祖》与早期钟山书院的文学教育

《文章鼻祖》作为钟山书院教材,是乾隆书院理念、早期钟山书院教育思想与杨绳武学术思想共同作用的产物。杨绳武选文经传、史汉、诗赋并重,所选皆为“文字之祖”,特别推尊《尚书·尧典》作为万事万物之祖的至高地位,建构了《尧典》与经传、史书、文章的渊源脉络。在具体阐释上,杨绳武采用以文说经的方法,抉发经传、史书的文学特征与价值,与乾隆以后经史研究方法异趋,体现出以文学为本位的教育理念,有为科举写作服务的现实意图。     

富察敦崇遗文所见史事述评

清末文人富察敦崇的遗留文集中,记录了大量与清末历史事件有关的见闻和个人感悟,例如清末科举考试、孙中山逝世地故实、"顾太清砚"流传、义和团运动,等等。但由于以往重视不多,部分史事仍尘封其中未为学界所知。     

宋代省试监试官考论

宋代在科举考试中设置监试官制度源自五代后周之制。南宋在延续宋初发解试监试官制度的基础上,逐步在类省试、省试别头试和省试大院试中设置监试官。嘉定十三年(1220),宋廷首次在省试中设置监试官,并任命了监试人员。省试监试官由同知贡举改任,地位高于同知贡举,且全部以台谏官充任。宋代省试监试官制度经历了一个漫长的专职化发展过程,先以台谏官临时监督考官的违规行为,再以台谏官出任同知贡举监督其他考官,最后将以台谏官出任的同知贡举改名为监试官,专门负责监督其他考官。     

从曾国藩科举观看其家教思想

在对待科举的观念上,曾国藩迥异于当时的主流教育观念。对弟弟们和长子曾纪泽的科举,曾国藩表现出不必学科举、不强求中举、得失不足挂怀的观念;对次子曾纪鸿的科举,他表现出始于重视终于释然的观念。曾国藩的弟弟和两个儿子都未中举,曾国藩并没有让他们困在科举的泥潭里,而是引导他们另辟蹊径,使他们最终在各自擅长的领域取得了一定成就。曾国藩的科举观不仅仅是简单的教育观念,背后蕴含了丰富的家教思想,诸如读书非功利、得失随缘、笃立大志、孝友传家、因材施教、开明务实等思想,这些思想对家族成员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使曾家成为享誉中外的百年家族。曾国藩的家教思想历久弥新,在当下的读书考试、升学就业和家风传承等方面仍有启示意义。     

“日本科举学”的思想射程与话语批评

中国的科举制度随着唐朝律令在日本的施行而传播到“岛国”日本,逐渐形成了极为独特的“日本科举学”。“日本科举学”不仅融入平安时代以来的以律令与文学为核心的选才制度、以儒学典籍为内容的考试制度、明治初期以招募人才为目的的议会提案,而且进入到战后日本的科举研究之中。日本在接受与把握科举制度的过程中,也将众多的学问融汇在一起,构筑起跨领域、多学科的思想射程,更在一个世界场域、东亚考察、中国视角的框架下构筑起以科举制度为核心的话语批评,贯穿了日本主体性的身份转换与文化认同。正是这样的承传与冲突、曲折与反复,令“日本科举学”的历史建构跌宕起伏、回味无穷。     

科举与自考：从比较到借鉴

科举考试与自学考试分别为中国古代和当代的大规模社会考试 ,彼此有着密切的渊源关系。从考试对象与考试层级、考试内容与考试形式、考试组织与考试管理等角度 ,对科举考试与自学考试进行微观比较 ,可使科举的经验与教训给自学考试的健康发展以深刻的历史启示和忠实的历史警醒。自学考试应改革考试内容、拓展考试功能、严明考试纪律 ,使自身得以在激烈的教育竞争领域继续生存并保持长远的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