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书院起源研究的新视角——以江州陈氏东佳书堂为例

东佳书堂是我国古代早期具有教学功能的书院代表,书堂以培养陈氏家族子弟“期取青紫”为办学宗旨,科举制度成为东佳书堂创建的基础与发展的动力。从东佳书堂来看,家族书院的科举取向乃是维护家族稳定,促进家族兴旺的需要使然。在科举的指向下,对家族书院给予经费支持并实施开放办学成为家族的主动选择。     

牛李朋党科举之争的实质——牛李党争与唐代科举的发展（一）

牛李党争是中晚唐政治史上的大事,也是中晚唐科举史上的大事.牛李党争与科举紧密相连,对于唐代科举的发展产生了极大影响.基于此,着重论证牛李朋党科举之争的实质乃是势族与庶族之间的自觉斗争,是二百多年科举制内在矛盾公开化的激烈表现.     

唐代试律诗的称名、类型及性质

唐代试律诗的称名关涉到对试律诗类型及性质的理解。现存唐代试律诗有省试、国子监试、州府试、吏部试、制试、翰林试、奉试、科试、赎贴试九种类型,但唐人对它们并无统一的称名;宋代以来人们往往根据其中一种类型,称之为省试诗、省题诗、程试诗、试贴体、五言六韵诗等,以偏概全,不够科学;直到清代,才确立试律、试律诗的称名。“试律诗”之名涵盖了所有的考试类型,概括了所有考试诗的诗体特征,因而是唐代试律诗最恰当和科学的名称。试律诗称名的变化,反映了人们对这类诗歌认识的不断完善。     

科举制与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制度的比较

中国古代的科举制废止以后,我国采用了现代的考试制度。而科举制作为一种曾经存在过的考试制度,在特定的历史阶段发挥过不可替代的作用。现代的考试制度,尤其是自学考试制度与其有密切的联系。本文从自学考试制度对科举制的继承与创新两个方面来探讨两者之间的密切关系。     

论元曲反传统观念的思想特征及其成因

元曲反传统观念的思想特征主要有三点 :一是突破“发乎情 ,止乎礼义”等传统观念 ,毫无掩饰地表现爱情 (包括情爱、情欲、性爱 )。二是突破“主文而谲谏”等传统观念 ,毫无忌讳地揭露批判社会现实 ,深具“蒜酪”味。三是突破“治国平天下”等传统观念 ,表现看破功名利禄、陶醉隐逸生活的人生理想。元曲反传统观念的思想特征的成因主要有三条 :一是草原游牧文化与中原农耕文化的互相冲突与互相影响 ,使元曲作者的思想观念发生了变化。二是元代轻视科举取士制度并歧视汉族人 ,使元曲作者的社会地位普遍下降 ,从而对社会现实的认识更加深刻。三是道教在元代的广泛传播 ,尤其是全真派清静无为思想的影响 ,使元曲作者的人生理想发生了变化。     

试论科举与古代戏曲之关系

在中国历史上,科举作为读书人的一件大事,对文人剧作产生的影响是普遍而深刻的。正因为此,科举及与其有关的情节在我国古代戏曲中随处可见。通观我国古代的戏曲作品,从早期南戏到明清传奇,表现男女爱情和婚姻生活的戏曲往往少不了科举求名的情节。元代在不得为官或仕途不如意的情况下,许多士人把目光投向下层社会,因为他们要找寻寄托,而杂剧无疑是他们寄托怀抱、娱乐自己的最佳工具。八股文处处要求合乎科举考试的要求,要求应试者完全放弃自己的思想戏曲代言,而戏曲尽管也要受到戏曲创作规范的限制,但相对应试的八股文体,作家在思想上无疑有着更大的自由,可以发挥更多的想象,可以给作者带来心灵上的自由,因此,许多失意文人把它作为抒情言怀的最佳工具。     

进士文化与诗可以观

古人以“观”具有观政、观德和鉴戒之义。春秋时所重是诗之观政和观志,汉代采诗以观,六朝诗与观无涉,直到唐代,才恢复并发扬了诗可以观的传统,且赋以新义。唐诗之可观,与进士文化有很大关系。诗人有从政机会,也使诗歌回到了现实,发展了观政功能,观志之义也得到了发扬。进士文化还使诗歌突破政教性阐释,使观具有了新涵义:恢复了观谛视、细看的原义,以其能观而能写,提高了诗歌的艺术表现力;发展了观的游览之义,扩大了唐诗的游赏性题材;造就了诗人观察民情风俗的直接性、真切感。     

作为士绅化与地方教化之手段的宗族建设——以明代王艮宗族为中心的考察

王艮作为明代中后期泰州学派的创始人,是思想史家在论及泰州学派时不能回避的人物.在前人对心斋的思想和学术活动的研究基础上,本文将利用现有的安丰王氏宗族材料[1],从明中后期社会和政治的变动、王艮家庭的兴衰[2]、以及王艮后人的思想和实践等角度出发,考察分析王艮及其后人的宗族建设.建设安丰王氏宗族,是王艮及其子孙士绅化努力的一部分,同时也是他们实现地方教化的方式之一.通过对王艮家族经营的个案研究可进一步厘清明代中期以后宗族、士绅与地方教化之间的复杂关系,以及宗族发展所受到的制约.     

科举视野下的元代戏曲

自王国维提出"科举废而杂剧兴"的看法,学界对元代戏曲与科举制度间的关系多作反向理解。然而作为一种重要的文化制度,元代科举与戏曲间的关系也可做正面解读:元代"以曲取士"说可以从国家、民间两个层面的文化活动加以理解,国家科举选人虽未将"曲"作为标准,民间文学社团确曾以"曲"等第高下,是元代前期科举废黜背景下的一种"另类科举",对书会才人、曲中状元等称号的历史文化内涵由此也能有更深刻的理解。梳理元代戏曲中有关科举的知识与理解,可以发现,元代的南戏比杂剧中有更多涉及的科举内容,这一情形与南北二地受科举影响的深浅有直接关系。     

清代石仓阙氏的科举参与和文武之道

学轨制是教育不平等的重要来源。清代科举考生们同样面临学轨的选择：除了正途考试和异途捐纳外,还有文科举和武科举之分。前人研究多关注文科举中的乡试和会试,鲜有人研究学轨选择的起点--童生试者。本文利用浙南石仓的科举账簿,考察清代中后期阙氏的科举参与。通过炼铁积累财富后,阙氏先是捐纳监生,后逐步参与科举。太平天国战争后,人口减少、武科举中式率提高,阙氏实现了“文武并举”。通过进一步比较“保身家”与“向上流动”这两类科举动机的表现及其结果,本文发现,向上流动的期望可能是个陷阱。因此,基层民众参与科举最终给人以“保身家”为主的印象,是民众自我调适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