伽达默尔论诠释学经验

伽达默尔反对用科学方法论方式理解经验概念,在他看来,经验的发生并不依循经验者的目的论意图,在方法程序支配下致力发现可重复性、可证实性的共同表象,即关联于科学普遍性的概念共相。实际上,经验是以一种突然降临的、不可预测的、不可控制的方式发生,旨在形成处于杂多凌乱的知觉与概念共相之间的经验共相。经验共相作为首度降临的原初经验,呈现事物的源初普遍性,构成科学的基础。若无经验共相,便无概念共相,科学知识和科学理论便无从产生。诠释学经验的一般本质特征表现为不断生成新经验的否证性证实,否定性、历史性和有限性构成它的基本特征。诠释学经验以效果历史意识为真正的经验形式,效果历史意识展露经验的普遍结构,统合经验与经验者的历史存在为一体,由此将诠释学经验表述为存在经验而与黑格尔意义上的意识经验区别开来。     

“五代文学”“十国文学”概念史与论说语境

“五代文学”“十国文学”概念的形成受“正统观”影响,对之应进行必要的概念史研究。“正统观”是一种具有极大争议性的国家观、民族观,其中有可以丰富文明史观、文化史观的精神和内容,自不必完全否定。但论正统是否存在,应以道统的存续为根本,以文化的质态为基础,同时既要看到阶段性分裂割据,更要看到发展后的接续整合。故宋初正统“三绝三续”说应该得到重新审视,注意分裂时期政治文化的过渡性质和战争形式的文化碰撞意义;中华文化版图的长期一体存在应该得到认知,注意文学史的客观性与完整性;史学话语与文学话语的区分应当成为学术自觉,注意文学史发展的内生性与相沿规律。如此才能客观看待和深入研究“五代文学”和“十国文学”。     

黑格尔与辩证法问题上的“古今之争”——基于伽达默尔《黑格尔的辩证法》展开的学术钩沉

黑格尔将辩证法问题上的“古今之争”处理成“古今之辨”,通过差异比较、沟通对话,融汇古今辩证思维于一体,形成包含肯定和否定两个维度的概念辩证法。概念辩证法统合认识中运动着的绝对精神以及绝对精神对自身的反思,揭示人的主观思维形式的逻辑进展与绝对精神自身的辩证进展之间的同一性,并基于概念间的内在关系形成了一个完备的思辨逻辑体系。辩证法执定思辨的逻辑而遗忘了语言,概念间的理性推演取代了语言对事物的言说。伽达默尔则认为,事物在语言中存在,以话语方式呈现。辩证法就是在问与答的对话中说出事物自身的话语方式。伽达默尔重新确立了语言在辩证法中的核心地位,为对话辩证法赢得了尊严。     

从认知语言学角度看英汉语时间概念隐喻的差异

英汉语在“时间是空间”、“时间流逝是运动”、“时间是金钱”、“时间是实体”等主要时间概念隐喻及相应的语言表达形式中虽有很多相同之处,但也存在着差异。这些差异来源于英汉不同的认知和社会文化背景。     

中西思维方式的差异及其意蕴析论

中国思维方式以“象思维”为主导,而西方思维方式则以“概念思维”为主导.思维方式可划分为本源性和实用性两个层面,当现实生活方式发生重大变化之时,实用性思维形式会发生变化,而本源性思维形式则倾向于不变化.这意味着,在中西文化碰撞中,国人能够在实用性思维方式层面实行转换,接受与之相关联的科学、技术、社会制度,但在本源性思维方式以及与之相关的终极文化理想层面,却可能保持不变.这种可变与不变,一方面在文化和思维方式的两个层面之间造成了一种错位和紧张,但同时也为基于中国本源性思维方式对于外来文化的重构或再创造提供了一种可能性.     

文化多样性及其保护

重新形成文化多样性与生物多样性间联系的概念:超越生物文化视角本文的前提基于这样的假设:探讨文化多样性及其保护之间的联系的任何尝试,都必须从有效地分析文化多样性与生物多样性之间的关系入手.我们分析的前提是承认多样性可能是个难以捉摸的概念,特别是在试图跨越各种文化定义和生物学定义的视差对多样性作出描述时更是如此.     

中美“零核”概念评析

中美两国先后于1963年和2009年宣布了各自的零核倡议。从中美两国核政策的特点、成因及影响等方面对两国的零核概念进行评析,可以得知,中美两国的零核概念在最终目标和部分实现手段上具有相同之处。这证明了中国零核概念的生存性与前瞻性,也为两国在无核运动中的合作提供了前提。两者概念中的差异并不是造成影响力差别的主要原因,中国有必要加强在世界无核运动话语体系中的工作力度。     

群体性纠纷相关问题心思考

群体性纠纷已经成为中国社会冲突的典型形态,并将在一段时间内成为影响中国社会安全与发展的主要问题,认识群体性纠纷的内在要素和外在原因,增强实务部门应对和处置群体性纠纷的能力已经成为当下中国一项十分紧迫的任务.所以,对群体性纠纷的研究的问题框架主要包含群体性纠纷的构成要素、生成原因和解决机制三个部分.     

法律论域下"见义勇为"概念的厘立

目前,见义勇为全国统一立法暂付阙如,对见义勇为概念的界定,公众纷纭评说、学者见仁见智.对此,可在民法典或见义勇为单独立法时,集中一个条款对见义勇为的概念作出明确规定,将其定义为:"无作为义务的自然人,为了非已利益而对正在发生的危难实施的积极救助行为."积极救助行为具体包括:制止不法侵害的行为:抓捕或者协助有关机关追捕逃犯或者犯罪嫌疑人的行为;抢险救灾的行为;其他积极救助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