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两国人名、称谓文化考

姓名是个人与社会联系的纽带,是个人在社会上存在的一种证明。称谓是以本人为轴心确定亲属以及非亲属与本人关系的标志。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日本,姓名和称谓对于人们来说都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但是,由于两国的历史文化以及价值取向不同,导致了两国人民在对姓名及称谓的认知不尽相同。中国古代在名字的使用上有避讳的制度。在言谈和书写时,遇到君父长上的名字一律要回避。取名时也不能取他们的名字中有的或同音的字。这一习俗在亲属称谓以及社会称谓习俗上也留有烙印。从文化对比的角度,以人名的避讳为切入口,分析中日两国的姓名及称谓的特征和差异以及所产生的原因。这一研究有助于我们对中日两国的姓名及称谓有一个更加系统的认识,对中日两国的社会、传统文化有更加深入的了解。     

略论洞庭湖之称谓及历史变迁问题

"洞庭"之名早在先秦典籍中就时有出现,但是意义不完全一样,也不一定是同指一处。先秦两汉时期洞庭湖体还处于"渊"、"泽"的阶段,"尚相当窄小",应该还不会有"洞庭湖"之称。随着后来环绕君山的所谓"洞府之庭"形成了一个大的湖泊,洞庭湖名逐渐形成并开始固定。洞庭湖之名在湖南的出现,则可能是先民在迁徙过程中发生了地名的移位。     

姓名称谓的汉语表达

姓名称谓是整个称谓系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姓名称谓在汉语表达中常以其特定的变称形式出现 ,且每种变称形式都各有其表意特色 ,外来语姓名称谓也受此影响而“汉化”。姓名称谓的汉语表达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和民族性 ,文化心态、语体风格等都对它有着一定的影响     

《红楼梦》两部英译本称谓翻译及其差异探究

文章通过对《红楼梦》两部英译本A Dream of Red Mansions和The Story of the Stone中称谓翻译的研究,探讨并说明《红楼梦》的两位译者之所以在称谓上采用不同的译法不仅仅因为两位译者不同的文化身份,而且还与译文的翻译目的、预期读者以及翻译环境有关.     

从职业称谓语看湖湘区域职业文化特征

以长沙话和双峰话为代表的湘语职业称谓系统折射出湖湘区域职业文化的诸多特征职业体系完备、职业形态发达、职业等级分明、职业评价爱憎鲜明、职业指称关系繁复,以及重农轻商、封闭保守等局限性。这对于扬长避短,建立与时俱进的区域职业文化提出了迫切的要求,规范了现实的选择途径。     

“贝勒庙”到“百灵庙”之演变

当人们谈起草原英雄小姐妹——龙梅、玉荣,就会说到达尔罕茂明安联合旗。在旗政府所在地百灵庙镇,有一处至今有三百多年历史的古刹_‘‘广福寺”,统称百灵庙。原名“达尔罕贝勒庙”,蒙古人称谓“巴图哈啦嘎庙”,汉族人称谓“百灵庙”。现在的“百灵庙镇”名称也是以此庙而得名。如果是蒙汉文字兼通的细心人,看“百灵庙镇人民政府”牌子,就会发现牌子的蒙汉文字意思有很大差别。蒙古文写的是“巴图哈啦嘎巴拉嘎斯”意“固关镇”,而汉文字写的是“百灵庙镇”。这小镇的蒙汉文名称,相互既不是翻译,也不是音译,怎么会有这么大差异呢？当你了解“贝勒庙”到“百灵庙”嬗变历史后就清楚了。     

大学生内部称谓语使用情况调查——以湖南理工学院为例

大学生内部称谓形式丰富,来源广泛,是校园文化、强势媒体、地域文化、传统文化、外来文化共同作用的结果．大学生内部称谓的选择存在群体差异,与文理科、性别、年级等有一定的相关关系。称谓选择的心理动机可以分为无所谓、从众、讲求理据、创新求异等类型。     

《左传》中的称谓表达

<左传>丰富多样的称谓表达,是该书真实出彩的语言特点之一.尤其是以大量的谦称、卑称代替第一人称代词,以大量的尊称、敬称代替第二人称代词,称呼时故意抬高对方,压低自己,以表示对对方的格外尊重的称谓特点,更是<左传>委婉含蓄表达的集中体现.本文在肯定以上观点的同时,针对书中称谓复杂性和严密性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并从交待是否明确、前后是否一致以及情理上是否牵强三个角度,在同先秦两汉其它典籍的校读对比中进一步强化了自己的观点.     

论"文字"的本称是"书""契"

汉民族文字,即汉字,这一称谓毋庸置疑。但是,汉字在其初造的时候,是不是就叫“文”、“字”?抑或是其他称谓?试以历史文献为依据,从文字学和音韵学的角度论证汉字的最早称谓应是“书”、“契”,而“文”、“字”是后来的假借用法。     

网络新称谓构式的原型事件域整合模型分析

网络新称谓构式,如“XX哥”“XX姐”等是近年来网络时代催生出的众多新表达之一.国内外众多学者分别从结构、修辞、社会、文化、心理和语用等角度对汉语新词语进行了分析和论述,但大多都是围绕新词语的形态做探讨,未触及新词语产生的深层认知机制.在认知语言学框架内,将事件域认知模型、原型范畴理论和概念整合结合起来,建立“原型事件域整合模型”可以更好地理解、解释网络新称谓构式的认知生成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