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转类公文写作失误举隅

正为了论述的方便,本文将印发性公文、转发性公文、批转性公文统称为印转类公文。这类公文往往涉及两个或多个发文机关,文本结构相对复杂,写作过程中容易出现一些失误。鲁迅先生在《不应该那么写》中说过,在学习者一方面,是必须知道了"不应该那么写",这才会明白原来"应该这么写"的。下面举几种常见的失误加以说明。一、错把被印转文件当"附件"在印转类公文中,错将被印转文件当作附件处置的现象较为普遍。一些高层行政     

《毛传》《郑笺》的训释差异与《诗经》的文本异同——以《诗经》“逑”“仇”为例

《毛传》和《郑笺》的训释常常有异。关于差异之由，前人多归因于郑玄据三家之说易毛。但现有研究已指出旧所谓之三家学说多有不可靠处，促使从新的角度思考差异之因。以毛郑对《诗经》中“逑”“仇”二字的训释为例，全面考察传世与出土材料，梳理“逑”“仇”的形义从先秦至汉代的发展历程，可知毛郑异解实是缘于所据《诗经》文本不同所致，并受到了“逑”“仇”常用义项变化的影响。     

农业社会学:经典命题及其延续

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农业社会学近年来在中国呈现出良好的发展势头。一门学科的发展,需要通过不断的知识积累和经验研究进行一砖一瓦的建设,其中理论建设尤其重要。同其他社会科学一样,经典文本在农业社会学的理论建设中具有核心位置。 本专题选取了三个(对)农业社会学中的经典命题:农业的生产时间与劳动时间、农业技术变迁中的占取主义与替代主义,以及技术采用中的“农业跑步机理论冶。按照时代背景、原典阐释、学术延续以及启发意义的思路撰写,尝试为农业社会学的入门者提供一种理论梳理的路径。     

同语会话含义的因素探究

同语会话是交际者在遵守合作原则基础上故意违反准则而产生的,其具体含义受文本因素和非文本因素的制约。其中,文本因素包括同语结构特征、具体语境等;非文本因素包括交际方共享的认知环境、非言语交际行为和文化价值取向等。     

“昙花一现”——再读张悦然短篇小说《家》

以后经典叙事学重新观照张悦然短篇小说《家》,发现其向"青春写作"作了短暂的告别,不再过分关注"自我",而是将视域扩展至当下年轻一代的生存困境,尤其是女性在新的历史语境下的解放,而且还涉及了"进城"主题,这显然是作家文学征途中的一朵"昙花"。     

伦理视域下的童蒙经典

童年是道德人格建构的重要时期。中华传统童蒙经典不仅是儿童识字的蒙学读物，它更具有丰富的德性知识，明确具体的道德规范，是儿童伦理教化的经典系列教材。童蒙经典的伦理思想基础主要包括天道观念、家长制度、修齐治平思想、中庸思想、道德义务观、功利与保守主义和男尊女卑思想等。其主要道德范畴包括善与恶、诚与信、礼与让、仁与义等。童蒙经典对儿童化蒙昧以文明，理混沌以清晰，在培养儿童的道德情感和道德意志，形成道德品格方面具有重要的意义。童蒙经典也有其局限性，但经典不盈，随着社会的发展其将不断生长，结出新的经典。     

副文本视角下的董乐山翻译话语研究

副文本是翻译文本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为翻译研究提供了新视角。文章以热奈特的副文本理论为基础,通过考察董乐山在各个时期译介的西方文学、历史和学术各领域著作译本的副文本,梳理和总结董乐山在翻译目的、翻译态度、翻译要求、翻译原则四个方面的翻译话语,以期深化对其翻译思想的理解。     

从《春江花月夜》的意象符号看三重时空文本结构

《春江花月夜》这首婉约、圆润的古代诗歌,有着一套并不简单的内在文本结构。这种"结构"大致可以总结如下:以大自然,也就是"道"为依托的哲学时空文本结构;以男女悲欢离合为代表的人类情感时空文本结构;宇宙哲学与尘世间的伦理相互交叉、重合,最终合一的时空文本结构。这种三位一体的结构模式,即从哲学到人生再携带着人生返回哲学,就决定了这首诗歌不但有"情味",也有哲学味,更多的时候这两种"味"还是融合、互化为一体的。这一结构特点其实也并非是该诗所独有,古代的不少诗歌也是沿着这样一个路数写下来的。     

中国基层社会治理政策变迁:演化、特征与经验——基于1978-2019年国务院政策文本分析

基层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基础,中国基层社会治理政策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在国家治理体系变迁中逐渐形成了独特的治理方略和中国经验。基层社会治理政策涉及的领域众多,为准确提炼出其核心内容,本文基于文献关键词的主题聚类结果,选取改革开放以来国务院关于基层社会治理的政策文本,通过发文时间、类型分布等计量分析中国基层社会治理政策变迁总体脉络。运用NLPIR汉语分词系统对政策标题进行文本深度挖掘,根据政策热点主题和政策变迁趋势等,将中国基层社会治理政策演化分为恢复重建阶段、宏观调控阶段、重心转移阶段和系统推进阶段。基于多源流理论探析政策变迁中问题源流、政治源流与政策源流的耦合特征,发现中国基层社会治理政策从形式、动力、主体和目标四个层面逐渐形成了突发性变迁与渐进性变迁并存、内生性驱动和外在性拉动结合、党依法执政与政府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和问题为导向创新的中国经验,为发挥中国基层社会治理的政策优势提供有益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