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谈《红旗谱》

"红色经典"自产生以来引起了社会的巨大轰动,为文艺界添上了华丽的一笔,而这一笔中颇具亮点的便是梁斌的《红旗谱》。相比于其他同时期著名的"红色经典"作品来说,《红旗谱》在题材内容、人物形象的塑造乃至作品语言上,都形成了自己的独特风格,大大拓展了红色经典的表现范围,赢得了广大读者的一致好评。     

最笑口常开的职业——笑点测试员

自2010年莎翁经典喜剧《驯悍记》在彩排时广泛招募笑点测试志愿者后,"笑点测试员"逐渐成为一项新兴的职业。据介绍,笑点测试员在"上岗"之前,一般需要大致了解剧目的内容、背景以及历史评价等信息,并在观看演出过程中,自然地做出各种反应。而剧组则派专人记录笑声,并根据笑声的大小、多     

《甄嬛传》的模拟职场

经典的宫斗剧往往映衬着职场法则,近来备受瞩目的《后宫甄嬛传》亦是如此. 雍正——那些沉默寡言,城府极深的决策者 这类人是公司的首席决策者.对于他们来说,公司利益才是他们最关心的问题,他们时时刻刻以公司大局为重,就算再欣赏一个下属,也断不能为了此人葬送公司的利益.他们由于位及顶端,要面对各方觊觎和被颠覆的危险,所以疑心重重,想法和思路也不断发生变化.下属与之相处,最稳妥的做法就是秉公自律,懂得避嫌,将公司利益放在首位,并适时发挥个人的潜能.     

《伊斯兰教法:经典传统与现代诠释》出版

正陕西师范大学哈宝玉教授著的《伊斯兰教法:经典传统与现代诠释》一书,2011年10月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该书包括绪论、正文和结语三大部分,在占有大量阿拉伯文、英文和中文文献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借鉴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成果,以宗教学研究方法为主,历史学、法学和政治学等相关研究方法为辅,系统地论述了伊斯兰教法的起源、发展和演变,重点探讨了属广义法律范畴的宗教义务和伊斯兰教民法、刑法、和平与战争     

论中西古典解释学的言说范式差异

中西古典解释学在各自发展过程中,言说范式表现出诸多差异:中国解经者在恪守文本"原意"的同时,并不排斥在理论上发经典之微言大义,西方解释学者对于经典的解释限度则有着严格的自觉意识;中国学者认为解释对象与解释主体无法分开,本体是一种自我呈现,而西方学者将解释对象看作一种客观的实有,需要解释主体去探究其真实;中国的解释学以汉字字形作为考据中心,以形义的统一为线索,注重现实人生,倾向政治伦理教化;西方解释学以语音为考证的核心,侧重语法的分析,着重阐释上帝的神意与理性的逻各斯之关系,宗教神学色彩浓重,且强调"圣灵感动",等等。这些差异的形成源于二者所处不同历史文化与学术背景等综合因素。     

种“德”者必养其“心”——论王阳明经典诠释思想的价值维度

“经典”是民族精神文化流淌的坚实“河床”,对建构我们的精神世界具有强烈的典范意义.王阳明虽不完全以说经、解经方式展开自己的思想,其思想体系深处却仍然离不开对经典的理解与诠释.阳明以“良知”规定了经典诠释的价值和道德向度,并强调学者要“立志用功”、“种德养心”,时时“栽培灌溉”和“修剪繁枝”以扩充良知,造就完美的人格.这种生命成长的隐喻,使存载“圣人之学”的儒家经典充满了时代精神的活力.     

传承与创新并举:漯河市“经典文化名城”建设的理论与实践探索

进入21世纪,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带来了城市情感贫乏,为摆脱传统城市文化的简单重复、丧失个性、边缘弱化,试图从现代城市文化的传承发展并重、层次品位提升的角度,深入探讨全球化时代"经典文化名城"建设的理论基础,为"经典文化名城"建设提供理论支撑。     

西方诠释学的东渐及其效应——洪汉鼎先生访谈(下)

黄小洲:据您的了解,您认为西方诠释学在中国的传播最早可以追溯到1960年代,请问当时是什么样的情况? 洪汉鼎:我们最早接触诠释学的就是中国科学院哲学所编的《哲学泽丛》,早在1960和1970年代,它就发表了一些从苏联翻译的哲学论文,其中讲到了诠释学.广州大学有一位青年学者作了考证:在《哲学译丛》 1963年第9期刊登了由水羊木先生翻译的德国学者O.贝克尔所写的《艺术审美尺度的超验问题质疑:H.-G.卡达穆尔〈真实性和方法·哲学诠释学纲要〉》一文(卡达穆尔即伽达默尔),这应该是中国当代最早介绍伽达默尔解释学的文章.注意啊,这是在1963年,也就是在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出版后才三年,我们就有介绍了.此后,在1970年代,《哲学译丛》陆续发表了一些翻译过来的苏联学者的文章,其中提到了解释学和伽达默尔的哲学解释学.所以说,引入解释学的年代可以上溯到1960年代.     

儒家礼仁之治施政方略的主要命题及其思维方式——以《五经正义》为典型个案

刚柔并济、礼乐相须、仁义相成、德刑相辅、宽猛相济、劳逸相参等命题,共同构成了《五经正义》礼仁之治施政方略的主要内容,相关政治范畴也构成阴阳互补、刚柔并济的关系。这就在维护尊卑贵贱的前提下,以张扬"仁义"的形式,囊括了包括刚克、猛政、严刑、役使在内的各种统治手段,并为政策选择上的灵活性提供了理论指导。在评说儒家的"仁政"、"合和"时,必须充分注意到这一点,否则就难免导出皮毛之论。     

后现代视野与文学经典问题域的新问题

本文以我国文学经典问题域业已形成为基本判断,全面和历史性地梳理了其形成原因和过程,分析了问题域中诸问题之间的逻辑关系,目前面临的研究困境等。籍此提出文学经典重读的问题,旨在从文学经典现象和重读主体实践活动角度,从该问题的界定、研究目的和重读对象的确定等基本方面做了交代。最后,提出文学经典重读问题需要置于现代与后现代相互交融的"思考和感觉方式"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