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坎南混合型经济学研究纲领的演变——从契约理论到知识理论

在1986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之后,布坎南的宪法理论发生了明显的奥地利学派化,他淡化了“维克塞尔模式”的内容,而扩展了“哈耶克领域”的因素。布坎南将知识理论引入了自身的研究纲领之中,试图与原有的契约论方法形成互补。契约理论与知识理论的结合产生出了一个混合的宪政经济学研究纲领。由于布坎南坚持使用理性方法来解决立宪时的知识问题,新的研究纲领存在内在的紧张。实质上,紧张源于在规则问题上两种进路——“休谟-哈耶克”式的不可知论与“康德-罗尔斯”式的理性主义——之间的冲突。康德传统所代表的进路强调以理性来设计规则,而休谟传统所代表的进路则主张规则的自发演化。哈耶克和布坎南的工作都是综合性的,相对而言,哈耶克更偏向休谟,而布坎南则更接近康德。     

行为经济学视角下深化改革的着力点与实现途径

全面深化改革以及日趋复杂的现实经济,对理论研究和创新提出了更高、更迫切的需求。行为经济学及行为实验的兴起和发展,标志着当代经济理论在更高层次上的复归,彰显了经济学未来的走向定位,为我们超越传统观念、深化行为分析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和寓意深刻的启示,有助于为我国新一轮的改革实践寻求以民生为本的着力点、发展动力和实现途径。     

“理财学”、“生计学”与“经济学”——梁启超的翻译及其经济思想解读

Economy与Economics曾在中国近代史上有众多翻译,但最终定格于“经济”与“经济学”,通过对梁启超的个案研究有助于探讨这一过程.在“传统”的混用翻译背景下,梁启超主推“生计学”作为对术语翻译过程的积极干预,但最终还是迎合“时代风潮”而选择了“经济学”,而他选择的基础还是在于其“调适性”立场.     

人文经济学视角下的中国本土外贸企业发展的困局破解

作为我国对外出口贸易发展最直接的载体,中国外贸企业,特别是中国本土生产型外贸企业的发展历程是"中国制造"的成长过程写照,而其发展瓶颈亦是今日中国对外出口的困局的缩影。笃信"出口创汇"是财富增加源头,"经济人"假定下忽略社会成本,中国外贸企业在历经数十年的发展后依然游走于全球产业链低端,在传统主流经济学框架下解析困局,似乎是一个无解命题。实证经济学在抛开"经济人"假设无疑是无源之水。面对传统经济学对困局破解的无力性,文章基于人文经济学视角重新阐释了我国本土外贸企业发展困局,认为市场与人文不能割裂开来,要正确认识市场,破解必须在继续深入市场化改革的同时赋予市场更多的人文情怀,并提出具体破解困局措施。     

制度经济学视阈下的宋代官员、士人经商探因

宋代官员、士人经商的原因有政治、经济、法制、思想等诸多原因。在制度经济学视域下,把士人营商的诸多因素放在一个有机的理论框架内加以分析:在内在制度方面,义利观念约束的减弱、本末观的嬗变及士人心理上的无奈与彷徨促成了士人营商行为的增多;从外在制度来说,官僚制度及官、职、差遣分离机制,政府土地政策及专卖制度,看似严厉实则宽松的法制均是官员士人投身于商海的诱因。宋代士人经商之所以大行其道,是有深层次的制度原因的:一是制约士人阶层经商的制度供给不足;二是制度的有效性较低。     

从“志在富民”到“文化自觉”:费孝通先生晚年的思想转向

本文是对费孝通先生晚年思想转向之成因的研究。费孝通晚年的研究强调理论与实践并重,力倡"文化自觉",由早年注重西方文化变而偏重于中国传统文化。通过对费孝通晚年著作的详细考察,本文认为,费孝通的思想转向是他在对中国现实社会的不间断的调查、实践和反思中形成的。这种思想转向是一种"社会科学"的转向,而不是文化立场的转变。本文以四个部分来论述这种转向的发生。前两个部分讨论费孝通晚年谱写的"两篇文章",即小城镇和乡镇企业研究、民族和边区开发研究。在这两个领域的经验研究中,费孝通都遇到了社会学和人类学上的挑战,他发现：乡村工业、民族和边区的发展都不只是经济社会政策的问题,甚至也不是经济和社会结构的问题,而是和其背后"只能意会、不能言传"的心态和文化有关。如何把握这些心态和文化,是本文的第三个部分,即费孝通晚年社会学方法论的主要内容。费先生从英国人类学家Leach因《江村经济》所提出的两个方法论问题入手,在生命的最后十多年里展开了漫长而严谨的反思。反思的结果一方面是对社会学研究方法论的新看法,也是对上述两个经验问题的总回答,另一方面是对"文化自觉"理论的方法论补充。本文的最后一个部分讨论的是费孝通作为一个社会科学家,晚年如何身体力行,在"差序格局"中"推己及人",延续了中国传统文化中以天下为己任的士大夫精神,是为真正的"文化自觉"。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整体主义”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强调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首要性,强调现实的社会生产关系对个人行为的规定性,这是整体性方法论原则的鲜明体现。在西方主流经济学以个人主义方法论原则建立起来的分析框架中,由于排除了现实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个人行为被过度抽象化为理性自利的交换活动,由此演绎出一个虚幻的静态均衡的市场经济图谱。它只能以歪曲的形式碎片化地折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内在矛盾,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日益暴露其历史局限性的背景下日益退化为一种维护宪章的意识形态。     

供给经济学理论与全球视角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美、日、欧等世界主要经济体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出台的所有经济政策,对凯恩斯主义有效需求管理进行了反思与调整,重新调整政府与市场、政府与企业、政府与个人、资本与劳动、整体与结构等五大关系.通过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世界主要经济体扭转了经济发展缓慢的颓势,重塑了经济结构优势,为其保持全球经济的领先地位提供了坚实支撑.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中国经济结构调整——新供给经济学的视角

中国经济已进入“结构性减速”的新阶段,必须适时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矫正经济结构失衡和资源配置扭曲,以提高供给结构适应性和灵活性.当前经济结构问题突出表现在产业高端供给能力不足、供需结构不匹配、城乡和区域结构亟待优化、资源环境代价大等方面.针对这些问题,应扩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给,减少无效和低端供给,以推动经济竞争力的提升.     

高职《经济学》课程教学现状及误区

《经济学》作为经济类管理类专业的基础课程,一直被认为是纯理论课程,且是学生害怕头痛的课程,也是高职院校轰轰烈烈教育教学改革中基本没有触及到的一门课程。本文分析该门课程的特点及存在的几个错误认识,试图寻求对该门课程进行改革的理念基础和方式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