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间环境协作治理网络密度、技术联盟对企业绿色创新影响的研究

城市群作为我国绿色创新主体聚集区,是我国实现绿色经济高质量发展重要驱动力,企业作为重要的绿色创新主体,是城市群实现绿色发展的关键。以2009～2018年5个国家级和5个区域性城市群内676家重污染行业企业为样本,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法,研究城市间环境协作治理网络密度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城市间环境协作治理密度对企业绿色创新起到显著的正向影响,技术联盟是城市间环境协作治理网络密度影响企业绿色创新的中介变量,且受到城市群经济水平调节影响。     

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的影响——基于“宽带中国”示范城市建设的准自然实验

数字基础设施的完善有助于提高土地使用的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促使附着于土地上的生产活动实现增产和减污双重改善,从而显著提升土地绿色利用效率。采用2006—2020年我国282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将“宽带中国”示范城市建设作为一项准自然实验,使用渐进双重差分模型分析发现：“宽带中国”示范城市建设显著提升了示范城市的土地绿色利用效率,且这一影响具有长期性、累积性与短期滞后性;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可以通过促进绿色技术创新和推动产业结构升级两条路径来提升土地绿色利用效率,并存在明显的空间溢出效应,能够同时提升本地和周围地区的土地绿色利用效率;“宽带中国”示范城市建设对土地绿色利用效率的提升作用存在推广效应,并表现出东部地区比中西部地区更强、大规模城市和非资源型城市显著而中小规模城市和资源型城市不显著的异质性。因此,应加快数字基础设施建设,重视和发挥绿色技术创新和产业结构升级的中介作用以及空间溢出效应,因地施策,有效促进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持续提升。     

绿色金融对数字经济绿色发展影响效应研究

数字经济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下的新机遇,数字经济绿色发展也是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基于我国2013—2019年2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面板数据,利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分析绿色金融对数字经济绿色发展的支持效应。研究发现：绿色金融是实现数字经济绿色发展的有效路径,且对产业数字化绿色发展的贡献作用更大;绿色金融对数字经济绿色发展的促进作用存在显著的区域异质性,中西部地区高于东部地区;绿色金融可通过促进产业结构合理化与产业结构高级化,助推数字经济绿色发展;产业结构合理化在绿色金融与数字经济绿色发展之间存在显著的双重门槛效应,即产业结构合理化水平不断提高,绿色金融对数字经济绿色发展的推动作用呈“倒U型”关系。因此,建议我国应加快绿色金融数字化转型;构建以绿色金融为核心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充分发挥产业结构升级的中介效应;实施东中西部地区差异化的绿色金融政策,加快构建东部地区现代化产业体系,深入实施东中西区域协调发展战略。     

嵌入视角下企业数字化发展中的绿色创新:理论解释、困境与优化路径

推进企业绿色创新发展,对我国实现绿色转型具有重要意义,而将绿色创新嵌入到企业的数字化发展当中,更是企业得以长足发展的保障。本文以企业绿色创新为研究重点,通过历史脉络研究其嵌入企业数字化发展的过程,挖掘其嵌入过程中存在的问题。研究发现,绿色创新在企业数字化发展的过程经历了由表及里、由浅入深的嵌入过程,基于此,本文以影响嵌入过程的五个方面的因素为基础提出优化路径,以期优化企业数字化发展中的绿色创新嵌入,助推企业的快速发展和社会的绿色转型。     

管理者对员工绿色行为影响机制的探讨

本文探讨管理者对员工绿色行为的影响机制,并提出强化这些机制的策略研究。首先,简析了员工绿色行为的概念和重要性;其次,分析了管理者绿色行为、环保道德文化和员工感恩回报对员工绿色行为产生影响的主要机制;最后,提出了强化影响机制的策略,包括强化绿色变革型领导、实施绿色人力资源管理和建立环保道德文化。这些策略有助于提高员工的绿色行为水平,实现组织的可持续发展目标。     

我国绿色金融发展水平测度及动态演变分析

选取2011—2020年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面板数据,对我国绿色金融发展水平进行测度,并应用聚类分析法体现演变特征、核密度估计法分析其动态演变。研究结果表明：我国绿色金融发展水平呈现上升趋势,地区绿色金融发展表现为东高、中平、西低的空间格局,东部地区表现出综合集聚特征,中部和西部地区有不同程度的分散化并且地区绝对差异在不断增大。针对研究结果,建议我国要重视绿色金融工具,创新发展绿色金融,因地施策制定发展路径,全面提升我国绿色金融发展水平。     

欧盟碳边境调节机制对江苏的影响及应对建议

为加快争夺全球气候规则制定主导权,同时为欧盟内部生产商和进口商创造更有优势的竞争环境,降低碳泄漏风险,欧盟提出碳边境调节机制(CBAM),于2023年4月25日正式通过CBAM法案。CBAM计划对钢铁、水泥、铝、化肥、电力和氢六类产品率先征收碳关税;以2023—2025年为过渡期,2026年正式开征;在费用计算方面,优先采用实际碳排放强度确定碳排放量,并规定费用抵免情形。CBAM一经提出,就引起了国际社会的诸多争论,焦点主要集中在是否符合WTO规则要求、是否与“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冲突、是否会带来贸易保护主义的风险等方面。在国际碳定价博弈加剧和国内碳市场尚不完善的大背景下,CBAM短期不会对江苏经济产生较大冲击,但长期可能导致产业链断链风险;铝和钢铁等部分高排放行业出口将受挫,但对江苏整体出口影响较为有限。为应对未来CBAM正式实施可能带来的挑战,江苏应上接国家战略,构建低碳循环经济体系;下抓落地实施,推动产业结构绿色转型升级;内强政策工具,健全碳排放监测核算体系;外拓多元贸易,防范外部风险冲击。     

特大型城市落户新政实效的分析 ——以广州、深圳二市为例

伴随着城市化的发展与流动人口的激增,全国多个特大型城市均已实行或拟出台相应的落户政策,以应对日益严峻的流动人口安置、治理与融入问题。作为同时拥有两个特大型城市的全国经济与人口大省广东省,落户新政的实施有着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重要作用,而对其实效进行分析与研究则具有相当的意义。而这,主要体现在珠三角核心的广州与深圳二市。本文主要就落户新政实施大的背景下广州与深圳这两大特大城市收获的实效进行比较、对比与研究,归纳多方面因素并结合实际与社会现状,最终形成一定的结论,进行归纳与总结,得出适用于特大型城市落户政策的启示。     

绿色GDP与干部政绩考核

过去,用GDP衡量政绩,导致部分领导干部只顾经济的增长,忽视环境的保护;只抓表面的“政绩”工程,忽视群众的切身利益,在政绩观上出现了一些问题和偏差。而以“社会福利”为目标的广义绿色GDP,在强调经济增长的同时,坚持发展的可持续性,关注百姓的幸福或福利。因此,将绿色GDP与干部政绩考核挂钩符合“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也有助于干部形成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树立正确的政绩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