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网络舆情研究的进展分析（2014—2018） ——基于战略坐标图

为揭示我国网络舆情研究领域的热点主题及其之间的关联,提出现存的问题及未来的趋势,抓取了2014—2018年CSSCI来源期刊刊载的网络舆情相关文章的关键词,构建高频词的共词矩阵,使用聚类分析将高频词聚集成7个类团,并采用战略坐标图揭示类团内部及类团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我国网络舆情研究主要集中在舆情传播的仿真建模,基于大数据的微博网络舆情传播模式,突发事件、公共热点事件和群体性事件的网络舆情演化等7个领域。我国网络舆情研究存在对舆情传播中个体特征的研究较少,对微信以及移动互联网环境中舆情的研究较少等问题。移动互联网环境中网络舆情的传播与演化、个体情绪认知对网络舆情传播的影响等是潜在的重要研究主题。     

网络空间的重组与分化：以微信朋友圈为例

在网络化时代引发的诸多变迁中,社会空间的生产变革具有独特的意义。区别于工业社会的社会空间,网络空间呈现出独有的空间特征：缺场空间的“脱域”特质,蕴含网络权力逻辑的流动性,兼为民主政治领域和私人交往领域的赛博空间。微信朋友圈从空间的视角维系和重塑了网络社会的社会关系,并在其发展中不断生产着社会性的空间,塑造了个体化趋势和圈子文化并存、公共空间和私人空间属性兼备、虚拟空间和现实空间融合与再生产的社会空间。微信朋友圈以中国化的方式生产出本土性的互联网公共空间,彰显了网民的能动性,创造了别样的空间生产逻辑和公共价值。     

文字狂欢的背后——从弹幕窥析新媒体传播

近10年弹幕网站日益发展壮大,成为诸多网络流行语的诞生地。弹幕作为一种亚文化的技术呈现,为受众提供了想象的空间与解构话语权威的路径。但以弹幕网站为代表的新媒体平台并没有真正发挥出意义建构的作用,新媒体对文化意义的建构还有待于受众对新媒体技术的掌握和自身文化素养的提高。     

网络表达追责的法治理性研究

网络表达追责存在法条适用形式化、刑事政策偏重倾向：一是“社会秩序”“社会危害”认定的模糊性,表现为“社会危害性”解释的主观性,缺失“危害社会秩序”是否适合诽谤罪、“社会危害性”认定是否宜于采取优势证据标准的考量;二是以“寻衅滋事”追责须强化法条的实质性解释,强调援引“寻衅滋事”适用对象的明确性及法益取舍的恰当性;三是应当严格诽谤入罪条件,即以民事责任优先政策弱化检举不实言论的诽谤罪适用。     

互联网二十年：中国电视媒体的转型发展

中国互联网发展的二十年来,新信息传播渠道、平台的出现影响了传媒生态,传统媒体的生存发展受到冲击.电视媒体在终端和经营两个层面发生了较大的变化.未来电视机在视觉特性上会继续改进,同时在互联网技术推动下会更具网络特性;视频终端的多样化,多“屏”具有融合趋势;媒体机构方面则需要布局更广的电视产业链,以产品思维、用户思维去经营.     

网络舆情评估EHA三维指标体系的构建

随着网络在我国的兴起和发展,网络舆情的评估已经成为评价和预警社会形势的重要指标.通过对现有舆情研究的调研和分析,得出由舆情要素、舆情热度和舆情活性3个一级指标、7个二级指标以及14个三级指标共同构建的网络舆情评估的EHA三维指标体系,并对各级指标给出了详尽的分析和阐述.     

技术载动社会：中国互联网接入二十年

人类社会创造了科学技术,科学技术又反过来造福于人类社会,技术与社会总是在相互作用中彼此推进的.互联网不同于以往人类历史上的任何一项技术创新,它对人类社会和生活所产生影响的深度和广度,都是前所未有的.互联网接入中国二十年的历史启示在于,其开放与协作的技术逻辑不仅始终引领互联网自身的发展,更是越来越深刻地影响并改变着我们社会的现在及未来.     

网络集体行动的意义建构——基于斯图亚特?霍尔的编码-解码理论的分析

网络集体行动的产生依赖于行动者对于“事件”的意义建构。运用斯图亚特?霍尔的编码-解码理论分析网络集体行动的意义构建具有一定的解释力。网络环境下,信息发起者、行动参与者与媒体相互影响,对事件进行着动态性的编码和解码,不断地赋予事件以意义。网络集体行动的意义构建中很难截然分开编码者和解码者,事件的编码经过多主体的共同努力,而解码方式呈现多元化。网络行动者在彼此的互动中不断地构建并完善事件的意义,推动着集体行动的发展。     

1958—1965年中国邮政网路发展及其影响探析

邮政网路是强化通信事业发展、促进社会进步的必要条件。自“一五计划”后的1958年至“文革”前的1965年,随着我国邮政网路的持续建设,邮政局所在精简中不断发展,且机动运输邮路取得长足进展,邮政运输工具特别是机械化工具获得了大幅进步,进而促进邮政相关业务发展,并对国民经济恢复和建设产生重要影响。     

网络文化安全治理的国际经验探析

网络文化安全治理是以网络文化安全作为治理的对象。西方国家网络文化安全治理战略建立在“规则取向”的国际战略文化理念基础之上,同时国家至上原则在网络空间治理中表现为积极倡导“网络主权”。我国网络文化安全治理过程应透明、民主,治理目标应致力于追求多元文化的和谐共存发展,以此回应美国等西方国家提出的“互联网自由”理念,强化国家主权在网络时代的国际地位。我国要想在全球网络文化安全治理领域成为积极而有影响力的行为体,既需要借鉴国际经验,更重要的是立足于本国的实践与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