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互联网的法治之路

对我国而言,互联网安全立法的意义不仅在于治理那些违法乱象,更需要从制度上廓清行政部门的执法权限,进而从根本上为互联网安全发展提供恒久的执法保障。从暴风门到真假开心网,从百度被黑到3Q大战,互联网乱象正在严重妨害人们正常的网络社交、网上商业活动。互联网安全问题已经引起政府和社会的高度关注,通过加强立法和执法保护公民网络信息安全是全社会各界的共同呼声。2000年12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通过《关于维护互联网安全的决定》,时隔12年,全国最高立法机关向危害网络信息安全的行为再度"亮剑",2012年     

网络空间下中国大众民族主义的动员与疏导

网络民族主义是后冷战时期中国民族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和表现形式,而网络民族主义动员则是网络民族主义思潮迈向网络民族主义行动的核心环节.文章区分了网络空间下中国大众的国家民族主义动员者与被动员者,以及族裔民族主义动员者与被动员者,阐释了五种动员类型及其相关机理,并探讨了网络民族主义动员的特点,最后提出了疏导与治理网络民族主义的九点意见.     

网络背景下的领导能力提升问题探析

<正>随着互联网的发展、网民数量的增多,网络民意作为一支独立的力量已经显现出巨大的影响力。从中央到地方,各级领导干部在行政工作中越来越受到网络民意的影响。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背景下,充分运用网     

建构网络恐怖主义治理的国际规范——一种新自由制度主义的分析框架

处于全球化纵深演进和信息化迅速发展的时代,互联网在客观上成为恐怖主义滋生的放大器。与网络冲突、网络间谍和网络犯罪一样,网络恐怖主义成为网络空间安全的威胁来源和风险因素,是国际安全领域最新型、最棘手的难题之一。为此,需要通过国际规范的建构与扩散,降低互联网对极端主义的赋能。基于新自由制度主义关于国际合作的理论,经由“组织、机制和惯习”的路径,即网络空间治理层面的“共同协作”、日常层面的“威慑防范”和惩戒层面的“合力打击”,可以构建网络恐怖主义治理的人类利益与命运的共同体。就现实而言,尽管由于各国的法律框架和安全措施存在差异,网络追查无法准确溯源,在切断传播路径上企业和国家之间存在价值冲突等原因,打击和处罚经常是跨国性质的网络恐怖主义尚存在很多问题与挑战,国际社会已经开始从规则、机制、机构和秩序等维度凝聚共识、联动备战并持续努力,进而通过加强各国的政策和实践协调及威胁信息和最佳实践的共享等,为形成惯习、建立全球性的制度框架提供可行的路径。     

试析网络空间内语言生活的官方治理主体

网络空间的语言生活治理,不仅局限于对语言本体的关注,还有对影响网络空间语言生活的治理主体的考察。即使在"自下而上"治理凸显的时代,官方仍是最重要的治理主体,包括:主管部门国家语委、国家民委,主要协同部门网信办、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等,重大事务审核和发布部门人大常委会、国务院,领导人。学界对官方治理主体及其治理范围、治理行为不甚了解或理解模糊,对官方治理主体及其网络空间语言生活治理的爬梳,有助于解答现有研究中对官方治理主体的疑惑,为语言生活研究和实践提供借鉴和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