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领导干部的廉洁自律意识

文章论述了党员领导干部廉洁自律的意义,及如何增强廉洁自律意识并进一步做到廉洁自律的途径进行了探讨.     

追求有公共价值的媒体公关

媒体,如今对于公共关系一词来说,已不再只是一个用来进行传播的公关手段,媒体已经深入到公关活动当中,成为了公关主体.本文将针对媒体公关的利与弊及现状来总结和探讨媒体公关是否值得运用和如何运用的问题,面对明显的优势和同样突出的种种弊端,媒体公关将何去何从.     

浅谈屋顶四种形式结构的利弊

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我国城市住宅建筑的坡屋顶结构从20世纪90年代末起已由传统的屋架与装配式钢筋混凝土檩条、屋面板体系演变为钢筋混凝土现浇框架梁板体系,此举为住宅建筑增加了一道混凝土屋面板刚性自防水层。因此,从屋顶最基本的避雨防水功能来     

新时期下的伦理治理理念、内涵及路径分析

作为社会治理的“构成性”维度,以“道德约束”为表征的“伦理治理”在新时期下被赋予全新的时代内涵和理论意义。伦理治理的提出在于社会政治理念的重大变化：社会全体成员以主人的身份参与到社会活动中,以个人的自我治理、自我管理和自我服从来实现社会的有序和谐。伦理治理的内涵既不是制定伦理原则,也不是用伦理原则去治理社会,而是社会全体成员形成自觉遵守和敬畏伦理等基本规则的“道德意识”和“绝对意志”。国家和社会能够通过教育形成的“个体意识”、通过建设伦理共同体形成的“群体意识”、通过建构社会正义原则和培养正义感形成的“原则意识”来保障“绝对意志”的养成和实践。     

康德尊严思想初探

尊严是康德道德哲学中一个重要的概念。康德在继承古典优越性的意义上使用尊严这一概念,并将其视为理性存在者所拥有一种绝对价值和内在价值。前者是一种源始意义上的尊严,表现出平等性的属性;后者是一种实现了意义上的尊严,表现出差异性的属性。尊严的根据在于自律。可以说,康德的尊严观在尊严思想的发展史上是一个沟通古典与现代的桥梁。     

福利刚性、市场、区域差距与人口结构——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制约因素分析

有效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以服务限制差距,是中国建设服务型政府的基本目标,也是创新社会管理的重要举措。然而,均等化要受到一系列因素的制约,首先受制于"福利刚性"作用,因此只能循序渐进地提升公共服务水平。外在因素方面,则应客观审视均等化与市场效率的相互替代效应,以及区域差距和城乡人口结构对均等化的制约作用。中国现阶段只能追求有限的均等化,并努力在"均等化"与"差别性"之间寻求动态平衡。     

康德美学“自律-他律”二重性格论——兼谈国内康德美学研究的若干倾向

审美越是自律纯粹,人的诸机能越是能协调运转,批判哲学体系完善的效果越是明显,康德美学越是自律,其他律意味越是浓重,因此,康德美学的自律与他律水乳交融。另外,康德的美学论证采用双双对举的方式,优美之外有崇高,纯粹美之外有依存美,但其价值准针已向崇高和依存美倾斜,康德在重视自律性美学之余,还给他律性美学留下了广阔的空间。康德美学自律与他律兼备的二重性格,实源于康德对人坚持的两重性之独特观念,人既是感性、有限的,又是理性、无限的,人就是一种同时拥有自律性与他律性的存在。在日常生活审美化和身体美学的叙述中,人们往往只看到康德美学的自律性格,并以自律性覆盖整个康德美学,使康德成为他律性美学的敌人,它们对康德美学过时的责难就是不得要领的。     

舒斯特曼的美学及其“桥梁”意向（上）

舒斯特曼的美学强烈地表现出一种沟壑相通的“桥梁”意向。他认为,作为层级社会的“恶性分隔”都是可以消除的,如艺术与生活、审美与实践、高级艺术与通俗艺术、分析哲学与大陆哲学、解构主义与有机统一论等等。舒斯特曼的美学对于新世纪的意义,不仅使一度沉寂的杜威美学得以雄风重振,更通过对资本主义商品化消费社会的批判使得实用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有可能在冷战后一个新的美学平台上重新对话：如艺术的“内部规律”与“外部规律”以及相关的艺术“自律”等问题。同时,他也通过对通俗文化（拉普）审美合法性的辩护,批判少数上层精英以“高级艺术”及“为艺术而艺术”名义对艺术的垄断,坚持艺术的社会批判改造作用。然而,在他的这种桥梁作用中也带有后现代以反“二元对立”消解边界的偏颇。     

第四种力量的崛起：网民舆论监督助推新媒体广告行业自律

由于我国尚未出台专门针对新媒体广告的立法,依托互联网、手机等新技术平台发布的广告,自诞生以来便处于较少管制的宽松环境中,为行业迅速发展赢得时机。但是,部分新媒体广告主自律意识的缺失,导致了信息自由传播权力的滥用,虚假广告、垃圾广告、色情广告等杂芜丛生,严重侵犯了消费者权益。随着网络民众人数的增多与话语表达能力的增强,他们对于新媒体广告持续的舆论监督正积蓄为一股重要力量,与来自政府的规制、新媒体广告发布平台的内部管理、行业自律三股力量一起,共同推动广告主与广告代理公司增强社会责任感,强化职业道德水平,督促新媒体广告业走向规范的良性发展之路。     

从废韵到复韵--戴望舒创作的否定之否定

学术的生命在于百家争鸣.要解决新诗形式的理论问题,只有一个办法展开讨论.吕进先生说"有如散文的基础是内容,诗的基础是形式."[1]没有诗的形式,也就没有了诗人与读者沟通的桥梁.新诗多数不受欢迎,主要是因为它们还不成形.因此,如何认识新诗的形式问题便成了发展新诗的矛盾焦点.丁鲁认为,片面发展自由诗的中国新诗,正处于迷茫的困境之中.其根源主要在于"内容决定形式"的机械论没有得到应有的批判.因此,当前新诗一切问题的突破口,就在于加强格律诗的理论研究与实践,除此以外别无其他出路.黄淮、周仲器认为,格律诗中的"自律体"与"共律体"具有不同的艺术特征,前者是"一诗一律",后者是"千篇一律"."自律体"与"共律体"的矛盾运动是中国格律诗发展的内在动力.当下新格律诗的"自律体"与"共律体"的继续创新并互动演变,必将迎来中国诗歌形式的第三次伟大变革,实现中国诗歌的真正复兴.万龙生认为,戴望舒对于诗中的音乐性曾经有过偏颇、极端的认识,而且在自己的创作中予以贯彻;但是,他后来对那种意见作了修正,并且在创作中实现了向音韵的回归.这一过程,证明了音韵的魅力以及音韵对于诗的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