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媒介文化与现代自由

电子媒介文化时代的降临 ,一方面使大众获得了一种不干涉主义或放任主义的神话般自由 ;另一方面 ,电子媒介文化自由启蒙背后形成的是一个利用自由的名义来追逐商业效益和利润的资本操作系统。自由神话与自由利用是电子媒介文化这一枚硬币的两面。本文主要论述了这两面在现有经济文化环境中的展现与运作以及大众何以可能受制于这种神话 ;论述了文化资本如何利用这种神话实现一种合法的话语权力以及其解构的可能性策略     

新教伦理对美国自由民主政治的影响

在美国殖民地时期 ,新教徒是移民主体 ,新教伦理作为一种宗教学说 ,同时又扮演了政治理论的角色。新教伦理中蕴涵的个人主义 ,在美洲的历史发展为北美自由的民主政治提供了精神因素。新教徒早期的殖民实践、自治精神 ,有助于发展自由、民主思想。新教对北美自由民主的政治文化的形成有着直接的作用 ,并继续成为美国民主政治的动力之一。     

陶渊明人文思想个性抉微

陶渊明文化个性呈现了极其特殊的审美意义。其人文美学意义在于他所具有的独特的生命哲学思考与思想、人格的展现 ,表现了渊于儒道 ,又游离于儒道的独立审美特征。他的生命、自由、“真”、“和”思考与实践等方面的史实与理论展现出他在哲学、美学方面的独到见解和实践 ,其人文思想个性的深刻内涵在于 ,对生命的思考是陶渊明诗文的根本主题 ,自由是陶渊明的本质思想 ,“真”、“和”是陶渊明的基本人格     

费希特知识学中的自我与自由

自由问题是费希特知识学以及整个德国古典哲学的研究主题。在费希特知识学中,自我的形而上学特征直接决定了自由的特性。可以大致从这样三种自我和自由的类型来概括费希特知识学不同的发展阶段:绝对自我与先验的自由、现实自我与实践的自由、宗教中的自我及其自由。我们试图阐明,自我在费希特知识学的这三个阶段分别具有怎样的规定性,这样的自我是如何实现自由的,他的自由思想具有怎样的意义和地位。     

“抽象自由”与“具体自由”:值得深入反思的“两种自由观”

在马克思和黑格尔对近代自由观的反思和批判中,实际上提出了两种不同的自由观,一种是他们所指称的近代哲学所代表的抽象自由观,另一种是他们扬弃前者而确立的具体自由观。马克思和黑格尔所提出的这两种自由观在自由问题的理解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其意义不亚于伯林所提出的“两种自由观”。它所蕴含的一系列重大的理论课题,以及它所产生的深远的思想与实践意义,值得人们予以高度重视并进行深度反思。     

论阿伦特对马克思劳动自由观的理解

阿伦特和马克思关于人的定义都把关系到人的条件本身作为基础,阿伦特继承的是亚里士多德的传统,认为人是政治动物,而马克思则把人看作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由此带来的结果是,二者对自由产生了不同的理解。大致来看,马克思的劳动自由观强调人在劳动以及由此带来的社会关系中现实地复现自己、表现自己作为类存在物的类特性,而阿伦特的政治自由观主张平等多样的主体通过言辞和行动的表演在公共领域进行秀异、显现自我。阿伦特基于其对自由和劳动、工作以及行动等概念关系的理解,对马克思的自由观念进行了评析和解读,但她对马克思劳动自由观的这种理解存在问题。尽管如此,阿伦特的解读仍然有助于我们加深对马克思自由观念的认识。     

自由国际主义对后冷战时代美国外交政策的影响

自由国际主义是对后冷战时期美国对外政策有着巨大影响的一种意识形态、国际秩序主张和国际关系理论流派.在不同时期,自由国际主义及其各项分支流派和理论,例如温和派和激进派,通过"旋转门"机制对冷战结束以来的美国历届政府的对外政策纲领和议程,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总体上,自由国际主义始终有着两面性,包括温和派和激进派的共识与分歧,以及扩张和参与两种政策孰重孰轻.     

从协同正义看罗尔斯、诺齐克之争

所谓协同正义,是指同一性正义原则与差异性正义原则相协同而生成的正义。罗尔斯对平等的关注可以理解为主要基于同一性正义原则,诺齐克对自由的关注可以理解为主要基于差异性正义原则,罗尔斯与诺齐克都没有看到正义应当是差异性原则与同一性原则的协同。罗尔斯正义论的不足在于以同一性统筹差异性,而诺齐克正义理论的不足在于以差异性统筹同一性。     

耐人寻味的沉默与友善——论“文艺自由论辩”中鲁迅对胡秋原的态度及其原因

在1930年代的"文艺自由论辩"中,鲁迅对"第三种人"是持续关注和批判的,而对"自由人"胡秋原则保持沉默,并且在事后显出友善态度,究其原因,主要在于胡秋原的文艺观点、文学评论上具有相当的合理性,在某些重要观点和思想上二人具有相通性:对于思想自由、创作自由的认同,对于文艺的社会政治功能的辩证理解,对于普列汉诺夫文艺思想的接受等等。鲁迅和胡秋原在政治态度和文艺观点的关联与交错现象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具有典型性,而鲁迅与左翼主流理论家们对待胡秋原的差异则显示出他卓尔不群的独立思想和自由意志。     

利维坦、无支配自由及其限度

霍布斯的利维坦假说为后人思考国家主权和公民权利的关系提供了一个经典版本, 也产生了利维坦困境。借助于两种自由概念,伯林强化了利维坦困境。罗尔斯的新契约论自由主义国家干涉理论和佩迪特的新共和主义最低限度国家理论分别为解决利维坦困境提供了意见相左但立场鲜明的方案。罗尔斯认为,国家或权力主体对公民权利或自由的限制、干涉和支配是必要的,这构成差别原则的可预见结果。佩迪特则提出了无支配自由理论,试图在最大程度上保护公民权利和自由。虽然佩迪特表示无支配自由理论可以同罗尔斯的初级产品理论兼容,但实际上它是诺齐克所有权理论的新共和主义版本。正像诺齐克的天赋所有权理论不兼容于罗尔斯的初级产品理论一样,无支配自由理论不兼容于初级产品理论,佩迪特在解答利维坦困境上并不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