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歌声声醉苗乡

正4月2日,农历三月初三,数万名苗、土家、汉等各族同胞,齐聚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泸溪县梁家潭乡芭蕉坪村,参加民族传统佳节三月三活动。数百名男女歌手从四面八方赶来歌场对歌、赛歌,并举行拦门酒团圆苗鼓千人跳香舞等节目,山歌应和着青山绿水,令人醉倒苗乡。     

管窥芭蕉俳句之中国文化因子

俳句在日本文学史上的位置有如唐诗之于中国,这种简洁隽永的诗歌形式以其特有的“意韵”和“禅风”独树于世界诗歌之林。其代表人物松尾芭蕉不仅充分发扬了俳句的优势,更以其探索性的创作把俳句带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在芭蕉身上,中国文化的影响是显而易见而不可忽视的,前人也多有论及。从细处着手,对俳句进行文本分析,联系芭蕉创作的历程、背景和精神世界,即可一窥芭蕉身上的中国文化基因,并发现芭蕉俳句对中国文化承接与变异的蛛丝马迹。     

宜居戽口 美丽家园——恩施市芭蕉侗族乡戽口村跻身全国首批美丽宜居村庄

正2013年11月20日,住房城乡建设部公布了首批20个美丽宜居小镇、美丽宜居村庄示范名单,恩施市芭蕉侗族乡戽口村获得"中国美丽宜居示范村庄"称号,是湖北省唯一获得该项殊荣的村庄。戽口村位于风情宜人并享有"全国环境优美乡镇""中国名茶之乡""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湖北省新农村建设示范乡"美誉的恩施市芭蕉侗族乡,辖10个村民小     

侗乡唱出丰收的歌——枫香坡村民团年侧记

2011年1月29日,农历腊月二十六,恩施市芭蕉侗族乡高拱桥村枫香坡侗寨内热闹非凡。寨子里的男女老少齐聚一堂,挂上红红的灯笼,贴上红红的春联,燃起红红的篝火,载歌载舞共庆又一个丰收年。     

历史剧的“戏说”与历史“诗意”的构成——汤显祖和“雪中芭蕉”的启示

汤显祖《牡丹亭》被改编演出而引发的“沈汤之争”,反映出争论双方美学思想的尖锐冲突.沈璟崇尚戏剧艺术的形式美学及历史剧的“真实”原则,而汤显祖则要打破形式主义束缚,以主观抒情和审美意象突破史实的局限而追求“神似”.这一争论引发我们对历史剧创作中“史实”与“诗意”之间辩证关系的思考.历史剧在坚持整体架构符合历史史实的原则下,象征意象的意蕴美与精心虚构生活细节的诗意美,是构成历史“诗意”的两大途径.在历史真实的基石上,意象的选择、“诗意”的浓淡与格调,则决定着历史剧创作不同的审美情趣与艺术风格,最终形成各种流派.在网络时代,历史成为时尚流行文化的一种元素,由此,影视剧创作中的“历史”与“诗意”的内涵又有了新的发展,二者之间的关系又呈现出新的格局.     

杜甫与芭蕉

杜甫的诗歌对日本著名俳句诗人松尾芭蕉的创作产生过重要影响。然而两人的艺术风格又存在着明显的不同。杜诗沉郁顿挫 ,壮美与优美并存 ;芭蕉的“蕉风”则寂寥枯淡。内容上 ,杜诗感时伤事 ,忧国忧民 ,个人的境遇常常与国家民族的命运联系在一起 ;芭蕉的俳句多描写旅愁、离别或人生感悟 ,缺少社会的现实内容     

苗族伴郎文化解读——以云南省富民县芭蕉箐村婚礼为例

苗族婚礼中,伴郎的选择有着特殊的条件和社会基础,伴郎在苗族婚礼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基督教文化的加入、市场经济的发展以及国家政策、外来民族文化等多重因素的影响下,苗族婚礼中的伴郎文化发生了显著变迁。也正是在文化的传统传承及其现代演变中,芭蕉箐苗族形成了自身富有特色的伴郎文化。     

从松尾芭蕉的俳句看中国文化对日本俳句的影响

日本俳句在很多方面都带有唐诗、宋词、元曲的印痕,俳圣松尾芭蕉的作品更是极为深刻地反映了中国诗歌文化对俳句创作的影响.本文主要从思想性、表达风格和意境营造三个方面谈谈松尾芭蕉俳句中的中国文化元素,并通过比较东西方在上述三方面的差异进一步认识中日文化的渊源关系.     

论松尾芭蕉的文学精神

松尾芭蕉的“心高悟而归俗”这一文学精神真髓是,灭除私意,归至诚实的俳谐创作。所谓“诚实的俳谐”,就是顺随自然的俳谐。松尾芭蕉于《奥州小路》中使用了源出《孟子》的“刍荛雉兔”一词,这是松尾芭蕉为了表明他的云游是融入地方民众之中体验民众生活的一次旅行。松尾芭蕉的旅行路线,走的是一条民众走的小路,因而游记名日《奥州小路》。“小路”的深层含义中,包括了松尾芭蕉实践的俳谐“融入民众”的文学精神。     

历史的叙述与文学的想象——论《麒麟》对中国题材的取舍

湖南科技学院外语系讲师张能泉认为:在日本文学发展历程中,利用中国题材进行文学创作的作家随处可见。在古代,从上山忆良的和歌到紫式部的物语、从松尾芭蕉的俳句到观阿弥父子的能乐剧本都留有明显的中国题材的印迹。明治维新以来,虽然日本社会进入了以学习和摄取西方文化为主流的时代,但是近现代作家不仅继承了古代利用中国题材创作文学的方法,而且还拓展了中国题材在文学创作中的新领域。他们利用新的文体样式使中国题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