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完整的苏轼不能只重辞章

在苏门君子眼中苏轼才识首先不是辞章 ,而是道德学问 ,苏轼才识具有扬马以来的蜀士风范。苏轼对汉唐以来文化学术及历史经验皆有深刻独到的总结。仅以辞章家视苏轼是一种误解。     

“人面桃花”的衍变

崔护的《题都城南庄》诗，经孟的《本事诗》一落实、渲染，人面桃花的故事遂广为传布。宋金元时期以此为题材的作品，今不得见；就明清时期此题材的戏曲创作而言，则有两种不同的情况：一是谨守《本事诗》规模，情节简单，重，点突出，注重人物心理刻画，但有单薄之嫌；一是增添人物事件，内容繁复，排场热闹，但却愈来愈远离人面桃花故事的重心，甚至喧宾夺主。这是人面桃花故事题材本身的某些先天性不足所致。若变换一个角度观察，则后一类剧本中之喧宾夺主者，实际上已经变为另外一种剧作，也自有其独立存在之价值。     

毛泽东品评诗歌的理论与方法

毛泽东品评诗歌,主张"先钻进去",然后"再爬出来",做到既"入乎其内",又"出乎其外",将感性体验与理性思考结合起来;他认为"诗有达诂",赏诗者应"以意为之",充分发挥自身的主体性;赏诗过程,也是一个诗境与赏诗者心情相统一的过程,即寻觅知音的过程.     

略论苏轼与尹善道

苏轼与尹善道都集政治家、学者、诗人三种身分而著称于世,都有出仕—流配—隐遁之人生经历。儒佛道三教合一思想是苏轼诗歌创作的重要特征,而儒家处世观使尹善道始终如一地坚持山林与朝廷一体论,这正是尹善道诗歌创作的基本特征。     

回望百年——论中国新诗的历史经验

晚清诗界革命主张以新意境和新语句入诗,但又不能摆脱和突破旧诗格调,诗界革命未能成功。中国新诗的创立,不能无视或绕过近代诗歌改良运动的主张和实践。近代诗界革命是“五四”新诗革命的先驱,它是中国新诗运动的前奏。鸦片战争以来的社会危机,是中国新诗产生的巨大背景,新诗运动的目的、方向及价值取向均取决于此。对新诗社会功利的超常重视,是新诗发展过程中诸多矛盾的症结所在。内容与形式、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格律与自由,这些问题一直困扰着中国新诗。     

苏轼饮食文化述论

苏轼不仅是一位多才多艺的文坛大家,而且是一位美食家、品酒师、酿酒师和园艺师.他的饮食文化融入了更多的雅的意蕴,这主要体现在浓厚的文化意识、美学意识上;作为学识渊博的文化人,开明士大夫中的一员,他对人民有深厚的感情,主张与人同乐;他喜欢亲自动手,从实践中品尝饮食的乐趣;他还特别注重食疗养生之道,等等.苏轼饮食文化的特色与他乐观开朗、富有生活情趣的性格相关,亦与他对儒、佛、道的信仰密切联系.     

“多情应笑我……”新解

苏轼名篇《念奴娇·赤壁怀古》一直是大学、中学语文课文之必选。给学生尤其是给中学生讲古典诗词，必须句句讲清楚，不能停留在大而化之的一般欣赏上。“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此句中的“多情应笑我”如何去理解？历来教学中都按传统的注释：这是倒装句，亦即“应笑我多情”。人民教育出版社１９５８年出版的高级中学课本第二册的解释是：“应笑我多情善感”，这也是一种省力的解释，以后的课本基本沿袭此种解释。仔细推敲，此释有悖于大词人苏轼的博大情怀和词的意蕴，以及他高超的运用自如的浪漫主义写作手法。从全文立意的角度来看，“…     

乾隆皇帝茶诗与中国茶文化

中国封建帝王的生活方式多与茶结下不解之缘 ,其中乾隆皇帝《御制诗集》收录有近 2 0 0首茶诗 ,为中国历代茶诗之最者。文章从乾隆皇帝茶诗说起 ,纵论博大精深的中国茶文化 ,开拓了中国茶诗与茶学研究的文化视野 ,认为茶诗是中国诗文化与中国茶文化相结合的产物 ,是中国文人饮茶之习的生活情趣和审美理想的诗化 ,是中国茶文化美学的艺术结晶与重要载体     

思妇诗中的中国文化--浅析《诗经》思妇诗

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一种以“求善”为目的的道德型文化和以“求治”为目的的政治型文化。其政治理想是稳定 ,哲学理想是中和。而中国的文化传统是文以载道。这种以“入世”为主导的儒家文化和以“出世”为主导的道、佛思想互补而形成的独特的东方文化精神 ,必然会影响文学创作并积淀、渗透其间。这种影响最早显见于中国的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     

试论苏轼的婉约词

苏轼的婉约词超尘脱俗,别具特色。无论是“似花还似非花”的咏物词,还是“清丽舒徐”的言情词以及高雅的怀古词、赠人词,都“高出人表”,体现了典型的士大夫词风,因而他对婉约词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